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2月28号           经济学

　　2010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发达国家纷纷采取财政支出计划刺激经济回升，似乎采取了凯恩斯在1930年代提出的反危机政策主张。凯恩斯“复活”和凯恩斯“回来了”的提法在西方国家的经济类报刊上频频出现。围绕凯恩斯“复活”的争论随之展开。支持者认为，要克服经济衰退，需要凯恩斯的方案。反对者认为，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政策主张是反生产性的，会导致通货膨胀和更大的收入差距。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突出，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持续升温。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要慎提“中国模式”，应以中国特色替代“中国模式”，因为我们的体制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二是认为应该叫中国案例，因“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含义，但中国并无示范之意。三是认为可谈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谈“中国模式”似乎尚早。四是认为不能否认“中国模式”，要理性宣传和发展“中国模式”。五是认为对否认“中国模式”客观存在的意见，事关中国在发展模式问题上的话语权，尤其需要通过讨论加以澄清。（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张征/采访整理）

　　法 学

　　2010年，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方面，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下，又由于赵作海案件的推动，今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现行刑事诉讼法是有益的补充。而行政与行政诉讼法的热议问题有四个：1.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暴力拆迁、强制拆迁问题，部分学者就《拆迁条例》存在的问题上书中央。2.《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强化了人权保障精神，如增加了精神损害赔偿、完善了有关赔偿程序等，但也存在一些不足。3.行政区划的变动与省管县的改革。如北京市把崇文区和宣武区分别并入东城区和西城区；湖北襄樊改为襄阳市；等等。4.北京“安元鼎”事件，是典型的暴力执法、野蛮执法现象，与法治政府背道而驰，与人权保障水火不容。应当正确处理行政执法、社会稳定与公民信访、上访权的关系。在民商事审判中的问题与法院相关的大概有：1.民商事审判与调解，或者是能动司法与调解。2.商事审判与金融危机化解，涉外商事审判的法律适用（8月16日司法解释）。3.合同法解释（二）适用中的问题。4.侵权法适用过程中的问题。5.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四）的制定。6.与证券市场稳定相关的法律问题。（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国家法官学院　袁登明　谭红　胡田野　本报通讯员　施新州/采访整理）

　　社会学

　　2010年是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学者们一致认为，无论从对社会学学科本身的学术贡献而言，还是从对社会学学科的推进作用来讲，费先生都是中国社会学的一座学术丰碑，为中国社会学界留下了值得遵循的学术轨迹。特别是受费先生文化自觉的观点启发，有学者提出了理论自觉的概念和命题，指出中国社会学应该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同时，学者们也日趋认识到，存在一个如何对待费先生的学术遗产的问题。由于费先生经历了中国社会的不同时期，他的学术遗产也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需要具体加以分析。此外，还有学者对中国农村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了总结与反思，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学在农村研究方面虽有量的增长，但仍存在“问题取向”和经验研究过密化与理论范式缺乏的不足，学科建设并无实质进步。所以，中国农村社会学理论的创新，关键在于要将农村社会研究回归到社会学范式之中，加强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超越直觉经验方法的局限。（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王铂辉/采访整理）

　　哲 学

　　2010年儒家政治哲学成为研究热点，学者围绕儒学与人权、儒家正义论、儒家与社会治理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有学者提出，引进人权的概念，目的在于把儒学中的很多思想激活，很多儒家的思想和命题必须有赖人权概念的引入才得以明确。另有学者指出，讨论人权，先要搞清楚西方的人权是如何来的，以及其论证、发展的路径问题。“如果说孔子、孟子的思想里包含权利思想，那也是封建性的权利概念，我们理解儒家的前提是封建制。我们如何从孟子那儿发掘、发展出人权思想？”关于儒家正义论问题，有学者认为，正义论是西方特有的政治观念，用其来解释儒家的一些观念难脱附会的嫌疑。另有学者则认为，正义论是儒家主要传统之一，不能以西方某一个思想家为尺度，而是要面对理论本身。“否则我们很难在儒家思想里看到有用的东西。”儒学与社会治理也受到学者高度关注，在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的“国际儒学论坛·2010：儒家思想与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名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有学者称，2010年中国哲学出现了政治哲学的转向，是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梁涛）

　　历史学

　　20世纪末，来自西方的有关清史研究的新学派、新范式催生了“新清史”。其所主张的内亚、“满洲”特性或是族性等已不再是清史研究中的边缘问题，经历了“新清史”的挑战后，在新的高度回归的“国家认同”，已经成为清史研究的一种新视角，给清史研究带来了冲击和震撼，由此引来清史学界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关注。然而，中国学者在肯定它给清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对其予以尖锐的批评。2010年，在更国际化的视野下，清史学界就此问题进行了不同凡响的对话与争鸣。（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刘凤云）

　　关于如何编纂新的世界历史体系的争论一直存在。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全球史现在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目前世界史体系的主要观点有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有以现代化为主线的世界史体系，有从全球的视角看各地的交流与联系不断加强的世界史，也有主张以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为线索的世界史，世界史体系一直以来都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今年，关于世界现代史的主题、线索、开端的问题，学界有一些争论，有学者认为，世界现代史的主线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开端在1917年；有学者指出，世界现代史是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有学者明确提出，根本不用分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从16世纪至今的世界是一个连续完整的资本主义主导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历史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而逐渐展开的。（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俞金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