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必须正视艺术学研究的“短板”现象
我们所说的艺术学“对策研究”不是艺术学“研究对策” 。我在有些学术机构做这一讲座时，主持人往往会说成“艺术学研究对策” 。或许在其潜意识中感觉到艺术学研究的某种不足，认为需要在“对策”上加以考量。其实，我们所说的“对策研究” ，是对既往“应用研究”或“现状研究”的一种更具针对性、更讲有效性的表述。
对一个事物水准高低的总体评价，不在其“高围”而在其“短板” 。尽管多年来艺术学学理建构成就斐然，但它在“对策研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1 .对策研究的“短板”在于“问题意识”的薄弱
我们所说的艺术学“对策研究”不是艺术学“研究对策” 。我在有些学术机构做这一讲座时，主持人往往会说成“艺术学研究对策” 。或许在其潜意识中感觉到艺术学研究的某种不足，认为需要在“对策”上加以考量。其实，我们所说的“对策研究” ，是对既往“应用研究”或“现状研究”的一种更具针对性、更讲有效性的表述。相比较而言，应用研究过于把重心放在基础研究，强调的是基础研究的“应用” ；而现状研究则过于把重心放在现状的描述，不强调提出“问题”并进而提出“对策” 。很显然，我们较少提“对策研究” ，本身就意味着针对性“问题意识”的薄弱，也意味着有效性“价值关怀”的缺失。
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关联性出现了某种“断裂” 。基础研究是普遍性的学理研究，对策研究是特殊性的学识研究；前者是后者的累积与升华，后者是前者的推演与修正。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关联性的断裂，可能主要在于“基础研究”研究程序的“内在化” 。也就是说，“基础研究”过于沉迷于纯粹的学理研究，不关心“对策”因而也难以在对策研究中获取新的“学识” 。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关联，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联，这个“关联”的断裂，在于我淡忘了“普遍性寓于特殊性”这一哲学命题。基础研究的学理，是对既往众多“特殊性”的分析与归纳，是艺术学研究的存量；对策研究的学识，是在新的“特殊性”面前将既往的“普遍性”加以推演与修正，是艺术学研究的增量。我们当前亟须的，是不断通过增量的“特殊性”学识去构建存量的“普遍性”学理。
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关联性的断裂，虽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对策研究的明显不足，但对策研究的“短板”使基础研究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板短” 。基础研究的“书斋化”与对策研究的“急就章”是这一“断裂”必然给双方都带来的后果。事实上，当基础研究沉湎于“本本”之时，也同时是对策研究失语于“现象”之际。一方面，是基础研究的“书斋化”隔绝了“源头活水” ；另一方面，是对策研究的“急就章”呈现为“水上漂萍” 。这需要我们同时加强基础研究的“对策”指向和对策研究的“基础”意识。就艺术学对策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基础”意识而言，我以为近年来《中国艺术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仅今年以来，就有颜榴《叩问国家美术馆》 （1月14日） 、杨瑞庆《期盼戏曲新流派脱颖而出》 （1月18日） 、陈友军《青春偶像剧中的“人”与“城” 》 （1月2日） 、乔燕冰《能否诗意地栖居在自己的屋檐下》 （2月4日） 、赵勇《从摇滚到民谣：“批判现实”的音乐轨迹》 （2月4日） 、周思明《对当前相声的思考和谏言》 （2月25日） 、慕羽《中国音乐剧发展要树立“多变目标” 》 （3月4日） 、刘厚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戏曲怎么办？ 》 （4月15日） 、乔燕冰《中国舞者，为何难走出生存魔咒？ 》 （4月17日） 、汪人元《优秀戏曲唱腔的“新”与“高” 》 （5月15日） 、贾方舟《写实主义在当代的可能性》 （5月29日） 、刘星《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之思》 （6月17日） 、章旭清和付少武《西方“艺术终结论”对中国艺术发展的现代隐喻》 （6月19日）等多篇佳作问世。可以认为，关注对策研究不仅强化了《中国艺术报》对艺术学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而且极大地提升着该报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2 . “问题意识”是时代的声音并指向“价值关怀”
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出了一部“思辩集粹”的文集，书名就叫《问题意识》 。书的“代序”是何怀宏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题为《问学之路》 。讲演中，他杜撰了一副对联来区别“学术”与“学问” ，联曰：“学术是大家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有规有界；学问是个人的，学问乃自我之心得，无端无涯” 。他为这副对联做的“横批”叫“有学乃大” 。这里的“学术” ，即我们前述基础研究的“学理” ；这里的“学问” ，也就是我们所说对策研究的“学识” 。学术、学问关注的是过程，而学理、学识强调的是结果。在我看来，“学识”不仅是“学问”追求的产物，而且也是“学问”价值的支撑。因此我认为，“学问”从“无端无涯”来说是“自我之心得” ，但从“有用有效”来说也应是“天下之公器” 。
在何怀宏看来，“学术”首先是“学述” ，即孔子自言“述而不作”的“述” 。“述而不作”作为学术，意在“以述代作” 。当然，要“述”得周全、述成系统、述出新意也并非易事。现在的“基础研究” ，当然不会“述而不作” ，其“有规有界”的方式是“先述后作” ，也即冯友兰所言先“照着说”再“接着说” 。如果“对策研究”缺失，这种“接着说”恐怕只会是“照着说”的逻辑推演，而非基于“对策研究”成果之“看着说”的自觉修正。与“学术”不同，“学问”的本质在于“问学” ，也就是学由“问”起、学解“问”惑、学释“问”疑。我们说“学问”既是“自我之心得”也应是“天下之公器” ，在于“对策研究”强调的“问题意识”是时代的声音，应对“问题意识”所指向的“价值关怀”是大众的情怀。
何怀宏指出“学问”有“知识性的问”和“思想性的问”之分，前者如孔子的“子入太庙，每事问” ，后者如苏格拉底对知识“果真如此？ ”的诘问。我把这两种“问”视为“求知之问”与“求真之问” 。其实，我倒愿意视这两“问”为我们做“对策研究”的两个步骤，即先“求知”再“求真” 。只是在求知、求真之后，我们还要“求策” ——求有针对性、讲时效性的“应对”之策，这个“求策”就是我们应对“问题意识”所指向的“价值关怀” 。鉴于对所求之策的“价值关怀”还会有“价值”评估与考量，我们对策研究的“问题意识”一不要“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二不要“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问题意识”是时代的也是社会的。
“经典思维”是基于知识的思维，在对“过去”的关注理解中强调着“因果律” ；而“量子思维”是探求未知的思维，在对“未来”的预测把控中强调着“关联性” 。寻找“关联性” ，如舍恩伯格所说：“即使不能找到事物发生的原因，也能发现促使事物发生的现象和趋势，这就足够了。 ”这也是我们“对策研究”的主张。
当我们正视艺术学研究的“短板”现象和“问题意识”薄弱之时，我们发现不断产生“问题”的时代自身也是我们亟待关注的“问题” 。无论是解决时代的“问题”还是应对“问题”的时代，我们都必须关注“大数据时代”的思维转变。
1 . “大数据”将改变我们理解社会的方法
牛津大学网络学院互联网研究所教授维克托·舍恩伯格著有《大数据》一书，认为“大数据”会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法乃至价值观念。 “大数据”又称为“海量数据” ，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透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我们决策时实现更积极目的的资讯。 “大数据”由于数量巨大，且来源庞杂、非结构性强，它通常用“概率”说话而并不给出“精确”的判断。就对策研究而言，无疑要求我们日益增强数据的分析能力，有效实现对未来的预测能力。
关于“大数据”的特征，业界解读的关键词是“4V” ，即Volume（容量） 、 Variety （种类） 、 Velocity （速度）和Value （价值） 。Volume指的是巨大的数据量和数据完整性， Variety指的是在海量、繁杂的数据间发现其内在关联， Velocity指的是更快地满足实时性需求，而Value指的是获得洞察力和价值。 “4V”中最重要的是Value，这是“大数据”应用的最终意义。正如学者们所说：“大数据”时代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等技术迅速发展所驱动的一个历史进程。这个进程要求我们将信号转化为数据，将数据分析为信息，将信息提炼为知识，以知识促成决策和行动。
鉴于“大数据”时代的“4V”特征，舍恩伯格认为它将为信息分析带来三个转变：一是信息分析“更多” ，我们将面对全体数据而非随机样本；二是信息分析“更杂” ，它要求我们在扩大数据规模时要学会拥抱“混乱”；三是信息分析“更相关”，这需要我们善于找出原本毫无关系的数据间的“关联性” 。其中第三个转变，也即对信息分析“更相关”的认识至关重要。如舍恩伯格所言：“有了大数据后，人们会认识到：其实很多追因溯果的行为都是白费力气，都是没有根据的幻想，会让思维走进死胡同。如果转而把注意力放在寻找关联性上，即使不能找到事物发生的原因，也能发现促使事物发生的现象和趋势，而这就足够了。 ”
2 .对策研究需要放弃“因果”寻找“关联”
放弃“因果”寻找“关联” ，是学者们应对“大数据”时代信息分析的重要主张，是这一时代最应强化的思维转变。我曾读到钱旭红院士关于“思维之变”的演讲，主题谈的是由经典力学促成的“经典思维”向量子力学影响的“量子思维”的转变。为什么要强调“思维之变” ，一个重要的动因在于我们需要预测把控未来，而关注理解过去并不能胜任这一任务。在钱旭红看来，“经典的世界及其思维强调机械、肯定、精确、定域、因果、被动、计划；而量子境界及其思维带来的是差异、可能、不准、离域、飘忽、互动、变幻” 。用我的话来说，“经典思维”是基于知识的思维，在对“过去”的关注理解中强调着“因果律” ；而“量子思维”是探求未知的思维，在对“未来”的预测把控中强调着“关联性” 。寻找“关联性” ，如舍恩伯格所说：“即使不能找到事物发生的原因，也能发现促使事物发生的现象和趋势，这就足够了。 ”这也是我们“对策研究”的主张。
思维是人的思维，是在人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发达起来的。认识世界是关注理解过去，改造世界则需要预测把控未来。马克思曾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定义“人” ：在论及人的“类本质”时，他说“人是全部世界史的产物” ；但他更认为“就其现实性而言”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很显然，人的“类本质”指向的是因果关系，而人的“现实性”强调的则是相关关系。在“全部世界史”的因果关系和“一切社会关系”的相关关系之间，我们的基础研究指向前者而对策研究强调后者。对策研究成为我们研究工作的“短板” ，其实并非仅仅发生在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我们显然不能因为“彼此彼此”而“安然现状” 。
“大数据”时代诞生了数据科学家，他们当然知道追求事物的起因是人类的天性，知道人们视“寻找原因”为终级思维。但他们坚信，在大数据时代追求因果的过程往往是无果，通过关联性而不是因果关系来认识世界，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这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解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而这个“现实世界”的真相，要从“一切社会关系”而非“全部世界史”中来探求。在这个意义上，扁平地看世界是为了能更透彻地看到“相关性” ，看到更多在传统思维中原本被忽略的复杂关系。当舍恩伯格告诉我们，认识了解世界“只需知道是什么，而不需知道为什么”之时，其实是说真实的、准确的“是什么”要透彻地去分析种种相关、潜相关、或貌似不相关的“相关性” 。这正是对策研究的思维取向。
三、必须探索艺术学对策研究的“求策”能力
我们的对策研究先要明了艺术学研究的本质是“情感与形式”的相关性研究，而要使这种相关性研究具有针对性并实现有效性，就要树立以“艺术创作”为内核的研究理念。以“艺术创作”为内核的核心层，核心是创作思维，包括思维的材料、逻辑、意象衍生和形象物化等。
如前所述，艺术学对策研究要从“问题意识”导入，要以“价值关怀”应对，这个研究的过程是求知、求真、求策的一脉相承。
1 .对策研究要反思“历史—美学”的方法
艺术学研究，曾经有过“新方法”的探索与选择。探索“新方法” ，本意是使研究具有新视角并呈现新气象。但因为在整体研究格局上，我们切割成艺术史、艺术原理和艺术批评三块，同时又纠结于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使得“新方法”的抉择在艺术学研究中给人一种为方法而方法的印象，给人一种在变着法子阐述既往而非需求路径预测未来的印象。其实，我们既往“历史-美学”的方法已经从历史的因果律和美学的相关性架构起研究理念的坐标，只是我觉得要将这个坐标深化到发生学的“认知建构”和格式塔的“整体把握”中去。因为“认知建构”是指向未来的“因果追溯” ，而“整体把握”是提出对策的“相关检索” 。
有了这个认识，我们的对策研究先要明了艺术学研究的本质是“情感与形式”的相关性研究，而要使这种相关性研究具有针对性并实现有效性，就要树立以“艺术创作”为内核的研究理念。正如“艺术创作”不能脱离对社会生活的艺术把握，不能走向艺术语言自我运演的“内在化” ； “艺术学研究”也不能脱离对艺术创作的学识建构，不能走向普遍学理循环论证的“内在化” 。“情感与形式”的相关性研究，重点是艺术创作中情感与形式在相互关联中“双向建构”过程的实现。这个“双向建构”的过程既是犬牙交错、足履异码的过程，也是相互匹配、相互激扬的过程，如何使前一过程的矛盾状态转换到后一过程的和谐存在，是我们艺术学对策研究的核心理念。
“情感与形式”的相关性研究是充满异数、充满变量的研究。在许多情况下，由这些异数、变量而造成的研究的复杂性，会由研究的核心层波泛到相关层乃至外围层。在我看来，以“艺术创作”为内核的核心层，核心是创作思维，包括思维的材料、逻辑、意象衍生和形象物化等。相关层主要是创作语境，包括创作者的言说语境和大众的接受语境，包括语境的历史“给定”和未来“生成” ，包括语境的“局域”读解和“互联”共谋。而所谓“外围层” ，是那些看似“不相关” 、点击“无链接”但可能在更深层面上影响、制约相关层乃至核心层的种种要素。在大数据时代反思“历史-美学”的方法，一要拓展二要深化，在拓展和深化“相关性”中预测把控未来。
2 .对策研究的角度选择、协同应对和集成创新
对策研究的拓展和深化“相关性” ，先要确立自己的视角。大数据时代使人们获得了视野，但不能定位视角的视野有可能让我们身陷沼泽且四顾茫然。定位视角就是我们所说的“角度选择” ，在数据处理时叫做“关键词”或者“主题词”的确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问题意识”的产生、构成及其未来的预测和把握，都深深维系于“角度” 。角度窄了会把问题看得褊狭，角度阔了会把问题看得稀松，角度的俯视会把问题看得轻巧，角度的仰视又会把问题看得繁缛……更重要的还在于角度的切入点，虽然不能不受“个人之心得”的影响，但切入点一定要有“天下之公器”的胸襟。对策研究作为特殊性的学识研究，角度选择是切入点也是关键点。想起罗丹所说的“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应该指的是缺少“发现的角度” ，因为没有“发现的角度”也不会有我们的“问题意识” 。
如果说“关键词”定位着数据处理时的“角度选择” ，接下来的工作是通过“相关链接”来思考“协同应对” 。相对于基础理论研究而言，我们之所以不提“应用研究”而主张说“对策研究” ，就在于当下“问题意识”的应对，往往不可能从既往基础研究的普遍学理中找到现成的对策。大数据时代之所以格外强调放弃“因果”寻找“关联” ，一是在于“关联”本身就可能蕴藏着“因果” ，二是在于“关联”才可能为对策提供更为丰厚的举措。事实上，就对策研究的进行而言， “相关链接”一点也不比“角度选择”来得轻松。 “相关链接”要求我们开阔眼界、开放思维、开拓疆域，不必纠结于是否超出了个人的认知水准和应对能力，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跨界结盟、协同应对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集成创新” 。
“集成创新”现在主要应用于科技进步的自主创新，与原始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位一体” 。其实，孔老夫子因对先贤高论的“述而不作”就被称为“集大成者” ，他其实也就是“集大成创新”者。回望我们数千年文明史，其实交替着“集成创新”和“继承创新” ，后者往往体现为文脉的延续而前者往往意味着文珍的搜集。在我看来，继承创新讲的是“通中求变”而集成创新讲的是“变中求通” ，我们先贤更看重的是“变则通，通则久” 。
“集成创新”是大数据时代进行对策研究最应强化的意识和能力。在角度选择、协同应对之后，“集成创新”通过要素的集成和模型的建构提出“价值关怀”来化解“问题意识” 。实现“集成创新” ，我们一要有大视野，实现要素的充分占有；二要有厚积淀，实现要素的精当撷取；三要有强逻辑，实现要素的有机整合；四要有高站位，实现要素的结晶升华！为此，我们的研究者需要培养、强化四种意识：一是自主意识。即集成要素及其模型建构要服从主体解决对策的研究需要。二是跨界意识。这包括开放集成要素的空间跨界和主体建模的思维跨界。三是协调意识。即善于围绕应对“问题”来借助外脑，集思广益以谋篇布局。四是前瞻意识。这就是通过应对“问题” 、提出“价值”来预测把控未来，也通过对策研究特殊性的学识建构去使基础研究的普遍性学理得到丰富与发展。
（本文作者为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