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修学：无论做什么，先学好中文
1895年，寒冬飘雪，风大如刀，冯友兰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他的父亲冯台异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地主，德财俱佳，还是一个进士，“在唐县南部颇负盛名焉。”按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所谓耕读传家，男孩子从7岁起，必须开始上学。
家里给孩子们请了一个传统的先生，专门教些《孟子》、《论语》之类的书。
“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做‘包本’。”冯友兰的童年，就是在这咿呀咿呀的背诵中度过的。
后来，他的父亲在武昌得到一个职位，冯友兰一家便跟着去了武汉。
到了大城市，物价昂贵，工资又低，请不起先生开私塾。附近倒是有小学，但冯台异不想让冯友兰去那里。因为“学生多贵游子，恐友兰等或染纨绔恶习”。
无奈之下，冯友兰的母亲吴清芝女士亲自出马，教冯友兰兄妹读书。
这位吴女士，那可是个人物啊。在那个传统的男权封建社会，冯台异曾亲作诗称颂：“才藻如卿堪第一，奈何偏现女儿身。”替老婆扼腕叹息。足见吴清芝的才华品德之高。
于是，白天，冯台异出去上班，吴清芝就带着儿女们读书，
冯友兰读《周易》、《左传》；冯景兰读《诗经》，妹妹冯叔兰读四书。遇到不懂的字或者问题，就记下来，等冯台异回来再问他。
每读完一册，吴清芝必煮鸡蛋两枚，或亲自去菜市场买五香牛肉，做一顿香喷喷的晚餐，奖励兄妹三人，等冯台异回来，一家人大快朵颐。一剪烛火，四口人，温情脉脉。
常说女人是一个家庭的核心，
妈妈的温度，决定了家里的温度；
妈妈的柔性，决定了家里的柔性；
冯友兰常说，这几年是他生命里最快乐的几年，
吴清芝身上，你能看到一个母亲带给孩子的宽厚与广袤。
冯友兰12岁那年，冯台异暴病而亡，留下孤儿寡母一大家子。
吴清芝来不及哭丧，带着冯友兰三兄妹，还有冯台异的灵柩，回到河南南阳。
“扶一柩而北上，备廉吏之清凉。”
简单的丧事之后，吴清芝要做的头等大事，还是孩子们的读书事情。
当时的科举制度早已经废除，新式教育在各地发展得如火如荼。按照冯友兰叔伯的意见：“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了，西学大盛，连南阳这种小县城也都蠢蠢欲动，就别让友兰再去上私塾了。”
吴清芝想了一夜，决定还是遵照丈夫的意见：“无论学什么新知识，都必须先把中文学好。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中文底子，学什么都不行。”
在吴清芝的坚持下，冯友兰继续与时代潮流隔绝，任他浮幻万变，他只老老实实做千年前的功夫。
冯台异着实见识卓远，当时的中国，虽说西学炒得火热，但绝大部分人不知道何谓西学，所学，也皆是西学之细枝末流，很多人放弃中学扎到西学中，到头来，中文没学好，西学也是半吊子，冯友兰不赶时髦，不浮不燥，千年前的功夫，不是保守，是传承。
日后，冯友兰以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名扬海内外，成为中国文化在国际之代言人，名扬中外，和他幼年这段功夫修炼有着莫大关系。
这也告诉我们，世人眼中的创新大多时候是一场游戏、噱头和浮云，不扎扎实实下苦功夫学习前人的知识积累，你拿什么创新，蜻蜓点水地了解之后，就大谈创新，那不是创新，而是忽悠别人。
相反，那些扎扎实实下笨功夫的人，
不愿意改，不敢改的人，
不是保守，而是坚持，
在这个万众求变求新的时代里，
不变和守旧，有时更加可贵。
02
修静：闹中而能取静者，是大乘
1915年夏天，冯友兰去考北大。
当时北京大学开设有文、理、法、工，四大科系。
报考文科的预科毕业生很少，
因为大家普遍认为，文科毕业，无非当个“教书匠”，既不能入仕为官，又不能做生意挣大钱，认识几个字，懂一些历史典故，有什么用？
因为报考人数少，当局就为文科大开方便之门，规定报考文科不需要预科毕业文凭，只要有同等学力就行。
冯友兰还在上海读书时，上了一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课，当时就喜欢上了哲学，
“我决心要学哲学，对于逻辑的兴趣，很自然地使我特别想学西方哲学。”
报考北大，冯友兰就是奔着哲学去的。但是招考办事处的人却不许他报：“你既然有文凭，干嘛报考文科啊，脑子坏掉了啊，报考法科呀，法科毕业出去前程好。”
冯友兰坚持：“我就是要考文科。”
办事处的人被他磨得不行：“好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还是先报考法科，等到入学的时候，如果你还是想学文科，那就由法科申请改文科，很容易。如果你现在就报考文科，万一后悔了，以后再想申请改法科，那就非常困难了。”
冯友兰一听，答应了，
“只要到时候能上哲学课，就行。”
办事处的人看着他，叹了口气：
“这孩子脑子坏掉了。”
等到9月份入学时，冯友兰果然申请了法科改文科，
而且读的是文科中的最冷门——哲学，
可谓是冷门的冷门。
北大顿时炸锅了，都在传，有一个拿着上海公学毕业证书，最后却选了哲学的学生。有人问冯友兰：“你明明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以你的实力和文凭，理工法，随你挑，干嘛学哲学啊？”
冯友兰笑笑：“我学哲学，是因为我想学哲学，我不需要理工法来替我找前程，哲学学好了，一样能安身立命。”
闹中而能取静者，为大乘，
拒朝堂而归于山隐者，为大人。
20世纪的中国，风雨飘摇。北京，大街小巷都是涌动的学生，
要民主，要科学，要共和；
反封建，反帝制，反旧学；
鲁迅喊出：“丢掉中国书。”
钱玄同喊出：“欲使中国不亡，
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
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
学校里的学生都出去了，参加社会活动，举行游行，灯红酒绿，花花世界。
有些人真想报国，有些人借着报国借口不看书不上课而已。
与外面纷纭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安安静静念书的冯友兰。
当时北京大学有三个哲学系：中国哲学系、西洋哲学系、印度哲学系。其实真正开设的，只有中国哲学系。
冯友兰对西洋哲学系很感兴趣，但当时西洋哲学系就只有一个老师，叫周慕西，而且很早就去世了，留下很多书，占满北大图书馆一整个书架。
没有老师教，冯友兰就自己去图书馆，一本一本啃，翻抄录。还是不甚了解。
不过，据他自己所说，“我虽然没有达到学习西方哲学的目的，但在中国哲学这一块，却是大开眼界，我开始知道，那些八股、策论、试贴诗之类的东西，不过是应付科举、骗取功名的一种工具，并不是真正的学问。”
此时的冯友兰，已经能辨真伪。
当时中国文学系的有名教授是黄侃，
黄侃大家都知道，风流倜傥，潇洒任性。
按学派归属划分，黄侃属于魏晋派，
善清谈，好风流，喜吟啸。
黄侃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
每讲完一篇文章或者一首诗，
就要高声念一遍，抑扬顿挫，感情饱满。
他念的时候，下边的听众都跟着念，整个文学系大楼顿时被这抑扬顿挫的吟诵震得嘎吱嘎吱作响，丛林掩映中吐出缕缕魏晋诗范。
当时的学生把这种声音叫做“黄调”，
冯友兰特别喜欢黄侃的课。
哲学系有一个教授叫陈介石，精通中国哲学史和诸子哲学，只是讲话口音极重，一般人都听不懂，连老家浙江人也听不懂，但一肚子学问，不讲课可惜了。
于是他就把讲稿先印出来，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登台讲课，一言不发，抄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刷刷刷地写，写得非常快。
学生们就在后面跟着抄。
下课铃一响，就把粉笔一扔，拍拍手掌，走了。
气场很强大，不说话也能让你心服口服，
因为学问真的很大，“妙就妙在他写的跟讲义上所写的，
虽然大意相同，但各成一套，不相重复。”
很多个晚上和休息日，在其他人或游玩或闲适，或所谓上街游行时，冯友兰就在宿舍里，看这些佶屈聱牙的讲义。
蔡元培来北大之后，风气焕然一新，
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劈头就讲孔子，
直接跳过三皇五帝，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事情。
胡适的出现，为冯友兰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哲学视角，
那是一种他前所未见，却为之倾倒痴迷的视角。
“我在北大三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知道了八股文、试贴诗、策论之外，还有真正的学问。这就像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这是辨真伪，何谓真学问，何谓伪学问。
“第二个阶段，我开始知道，于那个新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更新的天地。”这个更新的天地，便是胡适带来的西方哲学。
冯友兰跃跃欲试，对远方充满好奇。
后来的美国学者杜威曾说冯友兰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其实从他北大三年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沉得下心，静得下气，虽然也关注时事发展，但自己能守得住自己的内心，他不会去胡乱搅和些什么国家大事，他就本本分分、安安静静地念他的书。
《舞台春秋》里有句话：“如果要享受人生，只要有勇气、想象力和一点点钱就够了。”
对于学者冯友兰来说，只要有一本书，一个自由思考的空间，和一缕洒在床头的阳光，也就够了。他能在任何一个繁芜的世界里，找到简单、安静而温暖的空间。
03
修史：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
从北大毕业之后，冯友兰考取了公费留美的留学生。
他跑去问胡适：“您在美国呆过，学哲学，去哪个大学合适？”
胡适说：“美国的哲学，两个大学最牛，一个是哈佛，一个是哥伦比亚；哈佛的哲学是旧的，哥伦比亚的哲学是新的。”
冯友兰一听，那还是去哥伦比亚好了，旧不如新嘛。
从上海中国公学，到北大，再到哥伦比亚大学，
冯友兰目标一直明确而坚定，那就是“我要学哲学”。考北大，要学哲学；去哥伦比亚，还是学哲学。
很多年后，冯友兰耋耄老矣，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一次讲演上说：“中国古人的智慧如山如海，像一团真火，我集毕生之力，愿为柴薪，为这真火之续传，作一番努力。”
正如顾城所说：“一个彻底诚实的人，是从不面对选择的，那条路永远会清楚无二地呈现在你面前。”
留学的日子苦啊，河南经济不景气，教育经费挪来挪去，冯友兰在美国啃着馒头榨菜，眼巴巴地等着官费汇过来，两眼望空。
太欺负人了，等下去就饿死了，冯友兰决定去搞钱。一个穷学生，怎么搞？
冯友兰首先想到的是申请奖学金，为了能申请到钱，他请出了当时的哥大哲学大佬杜威亲自写推荐信，信很长，结尾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
这个请求最终没有成功，据说是送进去的时间太晚了。
但这句话，焊在冯友兰脑子里，跟了他一生。至始至终，作为学者，冯友兰没辜负这句话。
据说陈寅恪当年来美国欧洲留学，游学近20年，什么学位都没拿，因为他不想为了拿学位而耗费太多精力在同一门课程上。冯友兰不同，冯友兰打一开始上学，就想学哲学。
“我就是想得个博士，我的想法是，学校里所规定的那些要求，就是一个学习方案，照着那个方案学习，总比没有计划，随便乱抓，要好一点。”缺钱就去打工，送报纸，送信，送快递，都干过。
一有空，他就泡在图书馆，也不是说多学霸，但你真的不能小看那种在一件事情上，如痴如醉投入巨大精力的人。
既有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苦读过西学，更重要的是，冯友兰有一种呆气。所谓呆气，屁大股沉，拿起一本书，屁股焊在凳子上，非弄懂弄透不移步，在书海里死磕。此呆气有，则大师风范备。
回国后，冯友兰着手写《中国哲学史》，这是块硬骨头。在此之前，胡适曾写过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砍掉上古的三皇五帝传说，中国哲学径直从孔老开始讲，开一代风气之先。
冯友兰从小浸泡在故纸堆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谙熟于心。几年的呕心沥血，1931年，《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1934年，《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共同出版。
此书一出，即轰动了世界，学者陈寅恪盛赞：“冯君之书······应为表彰者也。”
不仅中国，西方诸国均把此书翻译成自己国家文字，成为各个大学最权威的中国哲学史之教材，冯友兰其名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一道，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冯先生可超而不可越，任何一个人，若想对中国文化有点了解，肯定绕不过冯先生。”
冯友兰名扬天下。
04
修师：就死辞生，一腔浩气吁苍穹
在清华没过几天安稳日子，抗战爆发了，北平危急。
1937年8月28日，教育部训令北大清华南开，着即迁移至长沙，组建成长沙临时大学。
因为长沙校舍不够，冯友兰的文学院便迁移至南岳衡山脚下。
当时，冯友兰在写《新理学》、金岳霖在写《论道》、汤用彤在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闻一多在考订《周易》。
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一流学者，因为房间不够，全部挤在同一间房子里，像今天的大学宿舍似的。
冯友兰写完《新理学》一卷，就和钱穆去掰扯，因为他知道钱穆对宋明理学这一块很懂；
金岳霖写完《论道》，就去给冯友兰看，因为他知道冯友兰受过逻辑学训练。
大师云集，合居一室，这样的盛况，闻所未闻。
后来吴宓过来了，还带了很多好吃的，“不但有馒头，且肴丰美，红烧肘子常有，炒菜亦好。”
这些个教授们写完书备完课之后，就坐在一起，啃鸡爪，嗑瓜子，谈茶论道，扯天聊地。
金岳霖眼睛怕光，就常带一幅耳罩躺床上晒太阳；
郑昕喜欢喝酒，没事随身带一壶，情至则饮；
吴宓写过一句诗：“相携红袖非春意。”
冯友兰和闻一多觉得写得不好，就和他抬杠；
沈有鼎没事儿研究《周易》的占卜，找不到蓍草，就用纸枚。
于是，当时就有人调侃他们哲学系：“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不冗三用纸枚。”
这样于贫瘠处寻欢喜的景象，常常让我想起一句话：
怕什么山高水长，一处有一处的风景，一人有一人的缘分。
1938年1月，战局恶化，国民政府再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西南联大的条件更苦，还想吃红烧肘子？有口饭就不错了。
校园由梁思成设计，除了图书馆是砖木结构的瓦房之外，其它都是黄土筑墙，然后用铁皮覆盖在顶上。学生宿舍和办公用房则全部用茅草盖顶。
后来铁皮涨价，又把铁皮全部换成了茅草。下大雨时，宿舍和办公室经常漏雨，大家就用脸盆、水桶、饭盒接水，一边听雨滴答滴答，一边吟诵杜甫诗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毛。”风声雨声读书声。
当时联大有三绝，分别是冯友兰的八卦图案的黄布包袱皮，人都还没衣服穿，冯友兰却用黄布包包书和讲义，书比人还重要。潘光旦的鹿皮背心，还有就是朱自清的毡衣，毡衣本是马夫们赶路穿的，可是朱自清当时生活极其清苦，买不起棉衣过冬，就买一件毡衣披在身上去教室上课，还乐呵呵地给自己打气：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冯友兰住在乡下，没有电灯照明，也没有钱买煤油，只能用劣质的菜油点灯照明，还不敢把灯亮拨大，害怕浪费菜油。
很多个晚上，冯友兰就独自一人在这种昏暗的菜油灯下著述。一个晚上过去，他的脸被油烟熏得黑不拉几的。被孩子们嘲笑。冯友兰笑着去抱他们：“爸爸在为抗战作功夫。”
冯友兰与女儿宗璞
1941年8月14日的上午，日本飞机对联大校园狂轰滥炸。
男女生宿舍楼、教学楼办公楼，都被炸得七零八碎。
日本飞机总共在校园里投下了70多枚炸弹，炸了好几个大坑，有的坑深好几米。
第二天，恰好冯友兰有课，他就把课堂搬到了弹坑里，他自己站在弹坑里讲，慷慨激昂，神情壮烈，其余学生围在周围听。
后来有联大的学生回忆起这一幕，总是泪流满面，唱起冯友兰填词的西南联大校歌：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清华大学校长，也是后来的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先生说，为人师者，必考究两点，其一，必对某块知识有深入之研究，是为专家，
可以向学生传递知识；其二，必有高超之人文素养，在为人处世，生命体验方面，可以为学生之楷模，引领生命向上。
对照冯友兰先生，其才，其德，都当得起老师这个称号。
05
修国：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
1941年12月，抗战越打越长，昆明从后方重镇变成了前方战场，日本飞机从越南河内直接起飞过来轰炸，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极其严重。联大教授实在是过不下去了，联手给教育部写信，就两个字：“要钱。”
再不给钱，活不下去了。
教育部多方筹措，实在找不到这么多钱，就给联大回了一封信，多方筹措，经费有限，所以只能照顾那些除了担任授课老师，还担任行政职位的教授，决定从1942年10月开始给大学担任行政岗位的教师发放特别办公费。
这一纸令下来，联大哗然，这意味着担任了行政职位的教授，将比普通授课教授拿到更多工资，待遇明显就不同了。
冯友兰当即就领着众教授发了一封签名信过去：
“同仁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
把这唾手可得的特别补贴费放弃了，带头在回复教育部信上签字。国家时苦，民生维艰，“徒以同尝甘苦，共体艰危，虽啼饥号寒，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这些都是著名教授，体念国事维艰，自己在后方少拿一分钱，则前方将士多留一粒米，虽经济拮据，衣食不继，然吾国吾家，当此危局，不愿领分文补贴，此光风霁月，遗耀千古。
1943年秋天，美国出兵援助中国抗日。为配合美军作战，国民政府大量组织青年军，动员学生参加。一开始，西南联大参军的学生不多，毕竟是要去打仗。
万一死了怎么办？
冯友兰、潘光旦、朱自清等教授急了，轮番上阵，在西南联大举行演讲，动员学生参军。于是报名者增多，竟然超过了规定名额，但旋即又出现了一幕怪事，有人在校门外贴了大字报，劝学生不要去从军。
冯友兰怒不可遏，冲上去把大字报撕下来，一把撒在地上，跺几脚，朗声说道：
“国有危难，青年学者，岂有袖手旁观之理。我怀疑写这大字报的是不是中国人！”
于是他喊来自己的儿子钟辽，让他当场报名参军。当时钟辽只有19岁，还只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按规定，不在征募范围内。
多年后，冯友兰母亲吴清芝去世，冯友兰在《祭母文》写下了这一幕：
“应盟军之东至，辽（即钟辽）从军而远征，渡怒江而西进，旋奏绩于龙陵；继歼敌于遮放，今次师于畹町。”深深为弃学参军的儿子而自豪。
自联大成立以来，接收学子8000多人，参加抗日的有1100多人，也就是每100人当中，就有14人投笔从戎。
联大解散后，冯友兰梅贻琦等教授在联大校园立碑一座，碑面上全是联大因参军抗日而牺牲的学子，留此碑，以供后人瞻仰。
这是一种什么情怀？
这是一种什么价值观？
正如联大学子缪弘先生的诗：
“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
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
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
06
修道：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
1980年，冯友兰85岁，白发垂髫，日暮西山。刚从大动乱浩劫中解放出来的冯友兰，自感体力一日不如一日，但是他还不能死，因为他还想趁有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把他钟爱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写完，这是他年老后，再次全盘重述中国古老哲学史。
85岁高龄的他，本可以召集自己的学生来帮忙，但他不愿意，认为那样无法真正表述自己的思想，
“因为没有经过自己写的过程，那不会有自己的想法思想冒出来，所以我宁愿慢慢爬行。”
于是，这个日近西山的老者，一章一节，一字一句地亲自写。
1982年、1984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二册修订本出版，接下来的几年，老人家仿佛全面开动的写作机器，沉迷在《中国哲学史》的著述中，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闭门不出，外边的会概不参加，亲友之间亦断了联系。”
1985年，1986年，1988年，和1989年，《中国哲学史新编》三四五六册相继出版。
刚开始时，他还能自己写，后来眼睛不行了，不能看书查资料，手脚不行了，要人帮忙代笔。他就这样，头天晚上构思，第二天上午就滔滔不绝地口授，让别人写下来。到最后，耳目失聪，腿脚也不灵活，吃饭上厕所都需要有人照顾，
为节省上厕所的时间，冯友兰一上午不喝一口水，他知道自己行将寂灭，便与死神竞赛，能争一分是一分。
终于，1990年7月16日，《中国哲学史新编》7卷本，煌煌150多万字，全部写就。冯友兰在第7卷末尾写道：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9月30日，冯友兰因呼吸道感染住院，
11月1日，病情恶化。
油尽灯枯，蚕死蜡干之际，
他对自己的学生，现在是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的陈来说：
“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
11月26日，冯友兰辞世，葬于万安公墓，
旁边就是朱自清等老友。他大著已成，没有遗憾，便放弃了对这世界的执念，写完最后一个字，说完最后一句话，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冯友兰常说：“人的一生分为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人一旦到了天地境界，便会摆脱世俗之羁绊，摆脱滚滚红尘之束缚，只关照自己的内心，把全部的生命能量，都付诸自己的内心。
正如他的晚年，纵然85高龄；纵然腿脚不便，耳目失聪，纵然千般难，万般苦，他一步一步，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写出150万字的煌煌著作。而这，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可能也难以有如此成就。
冯友兰对于我们最大的启示也许在于，他十几岁就想学哲学，大学到博士一直学哲学，到了即将死亡之时，还是在学哲学。
你必须要相信，当一个人真正挚爱某种东西时，全宇宙都会为他让路。
（来源：壹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