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居而龙见”这句饱含哲理与修身之道的话两见于《庄子》，第一次见于《在宥篇》：“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聪明，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第二次见于《天运篇》：“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子见老聃，亦将何归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予又何规老聃哉？’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发动如天地者乎？赐亦可得而观乎？’”

　　郭象注《庄子》，将此言解为“出处语默，常无其心而付之自然”。因此注太简约，成玄英进一步把这句话疏解为“圣人寂同死尸寂泊，动类飞龙在天，岂有寂动理教之异哉！故寂而动，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欲明寂动动寂，理教教理，不一异也”。并说，“言至人其处也若死尸之安居，其出也似龙神之变见，其语也如雷霆之振响，其默也类玄理之无声，是以奋发机动，同二仪之生物者也”。陈鼓应、马恒君等人的现代注解，都大体上沿袭了成玄英的意思，如陈氏在《庄子今注今译》中把“尸居而龙见”翻译为“安居不动而神采奕奕”，马氏在《庄子正宗》中则将其翻译为“枯寂不动而能如龙一般显现”。其他古来主流解释，也多与上述相似。但这种解释方向，与《庄子》的本义多有隔阂，类似“神采奕奕”、“如龙一般显现”的解说，均与庄子强调深藏不露、淡漠无为的精神不契合。

　　“尸居”，一般解为“斋居”、“静处”，既指形体静止不动，也指神气收敛、淡漠无为，面部无任何表情。而后一种状态，则是《庄子》一书中多次称道的“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呆若木鸡”的状态。在庄子看来，只有去除掉世俗人表面而肤浅的聪明，即“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才能“同于大通”、“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而“全德”“神活”。与成玄英等人仅将其与人表面上的动静相联系完全不同，从这个角度考虑到内在精神状态的变化，才是“龙见”的真义。《知北游篇》说“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这里的“天和将至”、“神将来舍”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龙见”的真谛，而“龙”即是“天和”、“神”的比喻。后来道家修行常强调“心死神活”，便是对“尸居而龙见”的最好诠释。

　　这种解释在古代虽未成为主流，但早有学者尝如是论之。如明代的朱德之在其《庄子通义》卷四中说：“尸居无为也，而纯阳无私之体当自见；渊默无言也，而一阳之复常自闻。如此者，其动不以形，惟神而已，是以念念惟天，天自不违也。”应当说这是古人对《庄子》“尸居而龙见”及“渊默而雷声”的最好注解。“尸居”与“龙见”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只有“尸居无为”即“坐忘”，“纯阳无私之体”才能在内心显现。朱德之用“一阳之复”来解释“雷声”也可谓曲尽其妙。《周易·复卦》中上卦为坤地、下卦为震雷，只有在“致虚极、守静笃”的“渊默”状态下，真精纯阳之气才将发动。“尸居”与“龙见”、“渊默”与“雷声”应有内在的因果关系，但郭象、成玄英仅以“出处语默”来解释，显然失其精义与神韵。

　　在朱德之的注解中，“龙”象征着“纯阳无私之体”，而且这个象征在经典中有据可循。《周易》乾卦爻辞五次言及“龙”，将其视为乾阳刚健之德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龙是宇宙精神的体现，是宇宙的本体力量，是乾元生生不息、自强不息的力量。回过头来再看《庄子·天运篇》孔子所说“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其意义也在于从宇宙大化的神妙角度来说“龙”。

　　龙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据史书记载，上古的时候还有“豢龙氏”、“御龙氏”，即专门养龙和驾龙的家族，甚至有人专门学习“屠龙术”。古人争论比较多的是龙作为一种神秘而变化莫测、能上天能入地的动物到底是否存在，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就记载了魏献子与蔡墨的有关讨论。蔡墨根据《周易》乾坤两卦爻辞中六次出现的“龙”字，认为如果早先人们不能经常见到龙，怎么会这样来描绘它？

　　实际上，中国文化从《周易》开始，就已从哲学本体的意义上来说龙，至于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动物，或者这种动物究竟是否存在，已不重要，而关键在于如何体会象征意义上的“龙”的精神。《庄子》“尸居而龙见”是体会龙的精神的一种方式，他主张人生应淡漠无为，逍遥于天地大化之中，视世俗名利为尘垢粃糠，这是道家“见龙”的精神。《周易》则代表了儒家“见龙”的方式，体现了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创造创新的精神。《乾·文言传》两次说到“龙德”，其具有“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的特立独行精神，又有着“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的谦虚济世精神。《乾·文言传》释九五爻“飞龙在天”时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如果说此处所言之“大人”体现了儒家“见龙”的最高境界，则其正与道家“见龙”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