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优厚稿酬过充裕生活 

　　辛亥以前，张资平之父以秀才身份在广东梅县乡间设塾，三四十名学生，一年束修也就五十余元，已是当地农村塾师“第一收入”。巡警道署科员，被认为领着莫大薪额，不过月薪小洋12元。此时，少数顶级文人的稿费很高，只是初入此道的青年学子，还须忍受最初的穷困。

　　靠了优厚的稿费，能够发稿的文人可维持比较充裕的生活水平。就是在报馆谋得一职，立马步入现代人说的白领中产，甚至金领。如末代进士黄远生为《时报》写通讯，月薪200元。《申报》总主笔张蕴如亦不过40元，黄远生的收入可谓高高在上。《申报》要挖《时报》业务骨干陈景韩，致奉月薪300元。1916年，北京《晨钟报》五位编辑，主编李大钊，月薪各120元，生活也挺滋润。① 提供一则对比性数据，民初孙中山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王云五回忆说：“没有阶级高低的区分，所领津贴也一律为每月六十元。”官员薪水还不如一些文化人。

　　辛亥以前，物价很低，一块钱可以买五六十个鸡蛋。广东梅县张资平家乡，四角钱可买一部《三国演义》，乃是“一件重要的事”。民初，物价仍很低。1914—1915年间，包天笑和友人常去上海望平街一带饭馆，他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说“我们常吃的什么糟溜鱼片、清炒虾仁等等，大概是两菜一汤，不喝酒，价不过两元而已……这时上海的番菜，每客一元，有四五道菜，牛扒、烧鸡、火腿蛋，应有尽有。”

　　1916年，19岁的胡山源刚从江阴旧制中学毕业，因没拍美国校长马屁，未像其他毕业生那样得到美国校长的安排，得自谋出路，由人介绍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书报部，做临时抄写员，月酬五元，算是有了“吃饭本钱”，能在上海这块码头上混下去。蒋梦麟《西潮与新潮》中写到“上海生活水准为中国之最，上海住校生的伙食费每月六块，内地只要三块”。　

　　供稿为“技术股”，红利上万银圆 

　　报业还是回报甚丰的“新兴产业”。1898年秋，康梁以“保皇会”名义向港澳、北美、澳洲等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在上海外滩租界创办“广智书局”和后来的“新民丛报社”。梁启超以提供文稿为“技术股”，占1/3股份，在海外遥控督办。仅1902—1903年，就分得新民丛报社红利上万银圆。1912年12月，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报》。12月18日，梁在家书中说：“《庸言报》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而续定者尚数千，大约明年二三月间，可望至二万份，果尔则家计粗足自给矣。若至二万份，年亦仅余五六万金耳，一万份则仅不亏本，盖开销总在五六万金内外也。”发行上万即不亏本，两万则能盈余五六万元。② 士林脑子自然转得快，康有为也曾在广州、上海倒腾过地皮，获利颇丰。

　　1912—1926年，鲁迅在北京生活，两购住宅。1912年5月，鲁迅随南京政府北迁，先住绍兴会馆，直到1919年与二弟周作人合买新街口八道湾11号宅院，四千银圆。一套典型的三进大四合院，21间坐北朝南的正房，另有几间厢房。1923年兄弟失和，再购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胡同21号，即今北京鲁迅博物馆。小四合院，占地400平方米，三间南房三间北房，东西各两小间厢房，耗资八百银圆，加上改造维修不超过千元银圆。第一次购房，鲁迅在教育部当科长，月薪300银圆，周作人的北大教授月薪240银圆，加上稿费，兄弟俩月收入600银圆，买八道湾的大院子不过六七个月的收入；第二次买房仅需鲁迅一人三月薪金。

　　有资料表明，这一时期的周作人比鲁迅还有钱。其北大教授月薪280银圆、兼职220银圆，再加上稿酬、版税，月收入至少500银圆以上。

　　五四前后，浙江一师学生出杭州涌金门，一个铜圆就可乘渡船跨湖至岳王庙。在南京，两个铜圆可在秦淮河边吃一顿很像样的早点。当时，一个银圆值300个铜板，一个铜板可买2根油条。据鲁迅1912年的日记，一部四册《李太白集》卖2元，三人在广和居吃顿饭3元，日本医院初诊费2元，洋行出售较贵领结一只0.65元，进口皮鞋一双5.4元。

　　近代稿费制度纯属商业行为，乃是社会经济发展之产物。根据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人的资本”理论，人文素养、传统精神、美德修养等文化资本可转化为经济资本，可促进现代经济与科技发展，反过来渐积渐厚的经济资本，亦必然促进文化的发展。

　　稿费带动书价 中外学人同酬 

　　稿费丰厚的基础是书价也相对较高。1920年代，一本十万字的小说，定价可达1元，初版三千册，决不会亏本，再版必然赢利。以当时的普遍收入，1元书价还是相对较高。包天笑曾说：“这时上海的小说出得虽多，读者的购买力还是微弱得很，一部书价目在一元以上，便有些缩手了。”包天笑在中华书局出小说《留芳记》，版税抽到20%，三节（春节、端午、中秋）可结账。中华书局之所以版税给得如此高，乃是与商务印书馆竞姿争锋，拉住像包天笑这样已经出道的当红作家。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在与包天笑接洽时说：“这是特别优待，初版倘印三千册，我们也许要亏本的，希望的是再版。”五四时期，一般书局的版税率12%～20%，最高可达25%，赠书5至20本。③ 较之21世纪大陆出版社一般只给10%以下，五四时期可是“翻了整整一只跟斗”。

　　不过，版税的主动权捏在书局出版商之手，利害所在，出版商无法抗御瞒报实际印数的利诱。1926年，萧乾在北新书局当练习生，经常给作家们送稿费。他偷偷告诉冰心：“书局所印《小读者》大大超过版权页上所写数量。有些作家，如鲁迅、徐祖正只能在每本书加盖私章，以便发现书局盗印”。

　　五四文化人的收入整体高位。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月薪600银圆。据《1919年1月份北大教职员薪金底册》载，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月薪300银洋。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银洋。另一份资料表明：1920年代初，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月收入共400银圆；26岁初入社会的胡适（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室主任）300银圆；北大图书馆主任兼政治系教授李大钊300银圆；北大教授兼国史编纂处主任周作人240银圆；钱玄同、刘半农等在200—300银圆之间；北大经济学讲师郁达夫117银圆，郁达夫故而牢骚满腹。同一时期的林纾，任教北京正志学校，月薪500银圆。直至1930年代，京沪学人的收入与在美国工作的学人薪额差别不大。

　　为从日本手中赎回胶济铁路，清华要求该校教授捐出一月薪水。清华注册部主任（相当教务长）王芳荃（王元化之父）捐了280光洋、马约翰捐了68大洋。中学教师也能拿到五六十个银圆的月薪。较之辛亥时期，市民阶层收入有了较大幅度上涨。1912年家庭女佣月薪1.5元，1921年增至3.5元； 1914年非熟练工人标准日薪0.28元，1921年0.41元。鲁迅家的女佣，月薪2—3银圆。市民经济收入渐丰，会悄悄转换成对子女的文化濡渗。缺乏藏书的贫苦家庭，子弟幼时得不到基础阅读，青少年时代也就不可能舞文弄墨了。

　　近代作家大都为报刊编辑，在报社领一份干薪，然后在主编的报纸或副刊上发表自己的小说，再领取稿费。双重收入，日子过得相当舒坦。1918—1919年，青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编辑任上，月薪四五十元，再向各处投稿，每月约得稿费40元。1917年，22岁的周瘦鹃供职中华书局，专门担任《小说界》、《妇女界》两本月刊的编撰，为筹措婚金，将历年发表在各报刊的外国小说编成一本《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卖给中华书局，得稿费400元，像模像样办了婚事。

　　开支便宜 尽享乐趣 

　　民初，教员、行政职员、工程技术人员的收入亦不低。民国成立后，教育部在推行新学制的同时，颁布了《中小学教职员待遇暂行规程》。河北是当时教育较发达地区，省会保定规定中学、师范专任教师月薪70—100元、兼职教师每小时3—8元；校长月薪100—160元、教务主任、训育主任80—90元；事务主任60元以下。小学教师薪水要低得多，据1914年统计，河北全省小学教员最高月薪不超过24元，最低16元，平均20元；乡村教员每月仅四五元。④

　　民初，“那时北京的生活费用很便宜，一个北大学生一年的生活开支包括学杂费在内，平均有一百八十块也足够了，节省一点的有一百二十块钱就可以过了。” 1913年，顾颉刚考入北大预科，家里每月供给20余元，而北大“很不错”的伙食每月包饭仅须6元，八人一桌，六菜一汤，米饭馒头尽吃。青年顾颉刚当时的“主业”是看戏，一两角钱就可看一场戏，为省出看戏的钱，他天天吃烧饼。最勒裤带时，每月伙食费压缩至2元。⑤据鲁迅日记，1912年6月11日他进广和楼看文明戏，门票二角；1924年11月30日入真光电影院，黑白影片票价1—2角；城南游乐园门票二角；最贵的演出在一银圆左右。1917年刚刚回国的胡适住北大单身教员免费宿舍，在南池子缎库胡同八号，九银圆伙食已很丰盛，学生包伙仅四两银子，合5.6银圆。他每月总花费40银圆，可盈余200多银圆，真正一工作就脱贫了。⑥

　　1918年，清华外国教员狄登麦在北京西郊第一区调查了195家居民，其中100家为汉人、95家为满人。结果显示：北京巿郊平均五口之家，年收入至少须100银圆，以维持最低生活。换言之，在生活水准并不低的北京郊区，最低生活水准为每人20银圆/年，摊至每月仅1．66银圆。

　　1922年，戴乐仁教授及麦龙尔受“华洋义赈会”委托对华北地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华北一个五口之家，最低生活费为每年150银圆，约合2000年7000元人民币。1923年，清华、燕京对北京成府村共计91户进行抽样调查，每家每年平均用度135银圆。1924年，李景汉及甘布尔对北京抽样调查，北京贫民五口之家每年用费平均171银圆。综合以上数次调查，五四时期北京及华北最低生活费用人均约1．7—2．8银圆/月之间。这一数据可作为当时经济生活的基本参照。

　　“软性广告”得锦匣 披梁公大名揽生意 

　　经济基础一厚实，作家在社会上慢慢有了名气。那时没有一夜窜红的歌星影星，商人要做广告，只得请作家。吴趼人曾为“艾罗补脑汁”做过广告，写下《还我魂灵记》，据说得酬金300元。不过，吴趼人此举颇受世人非议，说他掉了份儿。但今天看来，作家能有广告号召力，能得经济实惠，终属好事。李涵秋在一篇小说中偶然提到某公司出产的糖果，读者便留意这种糖果，最后竟必先尝之而后快，出现争相购买的热闹场面。该糖果销路大增，该公司大获其利，盈利数倍。为谢李涵秋，公司老板特备最高级糖果，锦匣包装，派人恭呈李府。李自然笑纳，分赠亲友。这大概就是中国最早的“软性广告”。

　　最有意思的是上海妓女也晓得拉文化名人为大旗。同春坊沿马路妓女忆倩，房中悬联“黛柏苍松，深环玉砌；红兰翠菊，俯映砂亭”，署名“梁启超书赠”，年月丁巳秋也。可1917年梁启超并未来沪，书法亦不类其手笔，况且梁启超书法并不佳。报人问曰：“此君乃托其名，何也？”⑦ 想来不外披梁任公大名以增人气，招揽生意。

　　小学教师出身的徐枕亚，一部《玉梨魂》声誉腾起。1923年，徐夫人蔡蕊珠去世，同行们好事，刊登一则征求悼联的启事，徐本人亦发表悼亡《泣珠词》，自号泣珠生。这一信息引动末代状元公刘春霖小女刘沅颖的芳心，从北京投信沪上，备致钦慕之诚。几经周折，最后攻克状元公，于1924年秋在北京西单报子街同和堂举行轰动一时的婚礼，如愿以偿成为徐氏续弦。1920年代，中国社会还十分讲究门第，高高在上的官宦千金，竟向一不入流的小说家投怀送抱，还是续弦填房！犹一石击水，激起大波，街谈巷议一时沸腾。但状元公小女搅出来的这场大波，说明作家的社会地位今非昔比，虽然他们还不时用用笔名，但已毋须像古代小说家那样隐姓埋名，自惭形秽。

　　有的著名作家，因求墨宝者太多，不得不明码标价。包天笑公开发表润例：一副对联4元；寿文、祭文、墓志铭等面议。“我为甚么要有此举，因借此以拒绝许多泛泛之交的亲友向我揩油。”上海最早的电影公司——明星影片公司，也派郑正秋来请包天笑撰写电影剧本，具体要求十分简单：“只要想好一个故事，把故事中的情节写出来，当然这情节最好是要离奇曲折一点，但也不脱离合悲欢之旨罢了。”

　　文化人有社会资本被捧抬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精明的沪上医生渐渐形成一种风气，出诊名人名士及报界中人，往往不收诊费，只要求他们写点东西或在亲友中代为揄扬，便心满意足。文化人因拥有一定社会资本，已有人趋前捧抬。

　　1916年，徐铸成父亲在家乡江苏宜兴一新式乡村小学任校长，月薪20元，每年以十个月计薪。徐父后受排挤，调另一所学校任校长，月薪降至16元，家用不敷。1920年，徐父谋到石家庄京汉铁路职员席位，月薪不过24元，就多了这么几块钱，从未出过远门的徐父四处求情筹款，还组织一“会”，共10人参加，得款100元，这才有了赴任旅费。可见，当时币值含金量。

　　1917年初，16岁的徐向前在河北阜平县一家小店当学徒，年关结账领到3块大洋工钱，说“我也很高兴，因为我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些钱” 。1921年，徐向前毕业于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川至中学附小，每月薪俸20块大洋，算是很有些头脸了，很容易娶上媳妇。

　　1928年初，《中央日报》总编彭学沛邀聘老友田汉主编文艺副刊《摩登》。原本只对戏剧感兴趣的田汉，为筹办“南国艺术学院”，看上接编《摩登》每月300大洋的重金，接下此活，请学生左天锡、陈白尘帮着看稿。月薪300块大洋，可见燕京教授的身价了。

　　不过，文化人的职业差别甚大，层次错落不同。若无职差，失业的小知识分子，日子还是很难过的。1918年，伍修权之父求职无望，家里东西变卖一空，无以为生，替学校抄写讲义或誊写石印蜡纸，每写一页，得酬几个铜板，家里经常无米下锅，得买红薯糊口，为省几个钱，伍修权兄弟俩跑到十几里外的长江边，直接找运薯船上的农民买红薯。十岁的伍修权无钱上学。

　　1930年代电影明星收入与学者教授、作家主编（月薪200～500元）相当或稍低。经济地位虽然大致处于同一台阶，但全社会对他们的追捧远不如今，世人一般还是认为学者教授社会地位高于影星歌星，影星歌星自己对文化素质也有追求，普遍热爱阅读。有博士头衔的名士，如胡适、张竞生，在上海四川路青年会举行学术演讲，门票1元。穷学生听不起，不能面聆教诲，只能看第二天报上发表的演说词。

　　赖得胜先生1998年出版《教育与收入分配》中这样写到：“1920年代至抗战爆发的那段时期，城市体力劳动者的平均月工资为15元以下，但大学毕业生工作一年后月薪就达100元左右，为工人的6．67倍，以此为起点，尔后逐年上升。具有大学文凭的官员平均月薪250元，是工人的16.67倍；大学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月薪200元，是工人的13.3倍；教授月薪300元，是工人的20倍。所以，那时的知识分子是很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的职位则更是炙手可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