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可亡，而史不可灭”——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身材瘦削，也不高大，加上颇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清华园内有趣的人物很多，但其中最有趣的一个，大概要算陈寅恪先生了。
对一般学子来说，陈寅恪仿佛就是一座难以攀援的高山，他以自己的博闻强记闻名于世，他不仅精通中国的史学、古典文学和宗教学等，而且具备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的能力，其中有些还是已经消亡的语言文字，如梵文、西夏文等，因此陈寅恪在海内外学术界素享盛誉，人称“教授之教授”。
陈寅恪是一位真正沉潜入书斋的纯粹学者，他很少抛头露面，他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书斋，寝馈于中外典籍，笔耕不辍。
陈寅恪一生命运多舛，乱世之苦一直缠绕着陈寅恪的生活，从战乱流亡，到困居岭南，颠沛流离，备受艰辛。然而，在面临异族入侵，国破家亡之危难时刻，陈寅恪始终坚持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在此生命无忧，入城可免受辱”
1926年，应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之聘，陈寅恪结束了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自柏林归国。
回国后，陈寅恪尚未发表一篇论文就已蜚声学界，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为“四大导师”。因陈寅恪此时尚无家室，清华校方便安排他到工字厅中的单身宿舍居住，但陈却经常住在同为研究院导师的挚友赵元任家里。对自己长期寄住在挚友家中，不拘小节的陈寅恪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他还悠然自得的向赵元任解释说：“愿意有个家，但不愿成家！”赵元任哭笑不得，他只得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你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啊！”后来，一直到与唐筼女士喜结良缘，陈寅恪才从赵元任家搬出迁至清华西院宿舍。
应该说，十年清华园是陈寅恪一生的黄金时期，此时期，陈寅恪生活稳定优裕，经济收入也颇为丰硕，不仅教学科研硕果累累（此时期大约发表五十余篇学术论文，受业弟子更以数百计），且学术声望在海内外日隆。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清华陈寅恪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赵元任、王国维、吴宓、梁启超等都与他交往甚密，其中尤与吴宓相交甚笃，他们谈学问，谈诗词，也谈时局，忧叹国事。
1937年是陈寅恪一生中的一大转折点。这一年陈寅恪结束了平静的清华园学院生活，走向仓皇转涉的征途，此后他飘泊无定，视力亦逐渐消失。
1937年7
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28日晚，29军经过激烈的战斗抗击后被迫撤退。当时清华校园内传闻日军不久就要来清华接收。得知这一消息，陈寅恪决定即刻离开清华园，他沉痛地对吴宓说：“在此生命无忧，入城可免受辱。”
由清华回到北平城内西四姚家胡同2号父亲的寓所后，陈寅恪最惦记的是他留在清华园的书籍。因离开清华大学时太匆忙，许多珍贵书籍和手稿都留在了清华园。而陈寅恪其他东西都可抛弃，惟求能保住这些书籍和手稿。于是，陈寅恪让他的侄子陈封雄回清华园取书。陈封雄回忆说：“后来总算雇了一辆出租小汽车去抢救，慌乱中，我只能把他书桌内外一些手稿及书桌周围的书胡乱地装满了一车。汽车刚要驶出清华大学西校门时，正好碰见一辆日军坦克迎面驶来，经过检查，一看都是线装书，就放行了。当时日本飞机仍在西苑投弹，清华成了日军兵营，寅恪叔的《大藏经》和其他许多书就不知下落了。”
1937年8月8日，日军入城后，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终日忧愤，以至旧病复发，但因见时局如此，陈三立拒不服药进食。前来探视者中有人说中国国力不如日本，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必定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陈三立高声怒斥道：“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终忧病交加，于9月14日悄然弃世。
国仇家恨郁结于心，此时清华大学已搬迁至湖南长沙，陈寅恪已因高度近视，右眼忽然视网膜脱离，遭致失明。尽管眼疾治疗刻不容缓，但中国文人的气节却又让他不得不走。陈寅恪长女流求晚年回忆说：“记得那天晚上祖父灵前亲友离去后，父亲仍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之后他说决定不做手术，奔向当时清华内迁的临时校址赶去上课。”
“转徙乞食西南天地之间”
1937年11月3日，此时的北平已经是寒气逼人，陈寅恪携家人踏上了奔赴长沙的逃亡之路。当是时，陈寅恪家累颇重，孩子都尚年幼（三个女儿，流求9岁，小彭7岁，美延仅出生四五个月），夫人有病在身，自身眼疾治疗刻不容缓，但陈寅恪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流亡的路途。
当时北平、天津火车站风声均紧，平津亲日政权力阻文化界人士外逃。为安全乘火车抵天津，陈寅恪扮做生意人，又叫孩子们熟背沿途及目的地等有关地名、人名，以防走失。
在长沙住下不多时间，时局又发生变化。1937年12月，南京陷落，武汉告急。1938年1月，临时大学又奉命南迁云南昆明。陈寅恪又携家人继续登程，随校南行。
万里迁徙，自是辛苦非常，直至1938年春节前夕，陈寅恪一家才抵达香港。抵港后，夫人唐筼因路途困顿，心脏病突发，三女美延也高烧发热，全家已不能前行。陈寅恪只得通过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夫妇租一住所暂留在香港。当时香港的生活费用昂贵，陈寅恪一家的生活顿时陷入困顿之中。
1938年春节后，陈寅恪只身从香港出发，经滇越铁路赶赴当时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云南蒙自。赴滇路途颠沛困顿，陈寅恪特地买了一只高级皮箱装他的研究著述的手稿和书籍，从铁路托运。箱中有古代东方语文书籍及拓本、照片等，还有多册经年批注而成的《蒙古源流注》、《世说新注》、《五代史记注》等。但由于当时的滇越铁路上难民拥挤，小偷猖獗，陈寅恪的那只沉甸甸的新皮箱被小偷误认为必藏有贵重财宝而窃走。书稿的丢失让陈寅恪痛心不已。
一路艰辛，1938年4月8日，陈寅恪终于抵达云南蒙自。此时，陈寅恪远在西南边陲，家人皆在香港苦苦度日，骨肉分离，加之从前方传来的皆是不利的时局消息，悒郁中陈寅恪染病卧床曾作《残春》两首，其一云：“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百里苦愁花一尽，窗前犹噪雀声啾。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身世之感，离别之愁，国破之恨皆溢于言表。
西南联大期间，陈寅恪的生活十分艰苦。当时的云南常遭日机空袭扰乱，大家便在院子里挖坑，上盖木板以作防空洞，每有警报便跑出屋躲进坑内。陈寅恪曾为此诙谐了一把，专为此防空洞拟一副对联曰：“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尽管条件艰苦，陈寅恪仍抱病完成了学术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写作。
1935年，陈寅恪在谈及为何要写《论稿》时说：“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国亡然能有史，则殷鉴不远。从善去恶，国可再建。如无史，何所鉴戒？何所取法？华夏民族无从因袭，将不复存在矣。”抗战军兴，日寇铁蹄纵驰神州大地，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但陈寅恪认为，国可亡，然民族精神文化不可亡灭。
在《
论稿》中，陈寅恪又言及“寅恪不自揣谫陋，草此短篇，藉以唤起今世学者之注意也。”所谓“唤起今世学者之注意”，即在于希望中国学人能在此危难之中保存中国学术文化，延续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
“扶疾入国，归正首丘”
1939年春，陈寅恪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的聘书，陈寅恪决定举家赴英国，但因欧战爆发最终未能成行。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陈寅恪即离开港大，此时陈寅恪已无任何收入来源，全家生活立时陷入困顿之中。
尽管如此，陈寅恪仍守志不移，宁死不受日方救济，坚决拒绝与敌伪合作。作为中国文史学界的泰斗，陈寅恪自然也会受到日本许多著名东洋史学者推崇。可能是因为日本学者曾向日本军部提出过特别关照陈寅恪的要求，1941年旧历年底，食物奇缺，有人送来整袋粮食。但因来路不明，陈寅恪拒收。此事陈寅恪兄陈隆恪曾有记载：“日寇馈米二袋，拒不受。”春节过后，日本人又有意请陈寅恪到沦陷的上海或广州任教，并以四十万港币强付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均遭陈寅恪严拒。对于陈寅恪的表现，他的学生周一良评论说；“盖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军侵占香港，对寅恪先生威胁利诱，先生均严厉拒绝之，即先生兄隆恪先生所谓‘正气吞狂贼’者也。”
1942年5月5日，在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的帮助下，陈寅恪一家混入逃难百姓之中，携带着简单的行李从香港码头登上驶往广州湾（现湛江）的海船，逃离香港。离开香港时，陈寅恪一家“当时尚欠债甚多，非略还一二不能动身，乃至以衣鞋抵债然后上船”。
1942年7月，陈寅恪一家一路颠沛到达桂林。因广西大学极力挽留，陈寅恪便以清华教授名义任教于广西大学。此时国内因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陈寅恪一家生活十分艰辛。三女美延曾回忆说：“良丰山上住的房子很简陋，父亲除了有课的日子要走下山到广西大学上课外，其余时间就在简陋的房子里伏案看书、写文。这个‘案’其实就是一个大箱子。一张小木凳放在箱子前，连放腿的地方都没有，双腿只有弯曲着顶在箱边,这样一写就是整个半天不抬头。住房的屋顶既漏雨又不隔热，夏天日间他的白短褂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好像全不知觉，晚上在仅有一根灯草的小油灯下继续挥笔疾书。”
1943年夏，战火逼近湖南，陈寅恪一家只得再次登上逃难路程，前往成都。1943年底，陈寅恪到达成都，任教于燕京大学，直至抗战胜利。由于授课、写作劳累，加之生活艰苦，营养不足，陈寅恪左眼视网膜剥离更加严重，致使失明。陈寅恪次女小彭回忆说：“……1945年春天的一个早上，父亲突然发现两眼一片漆黑，失明了。由于身体、生活条件太差，手术后仍不能恢复视力。”陈寅恪只有叹息：“天其废我是耶非？”
1945年8月10日，重庆国民政府中央电台广播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陈寅恪闻知胜利消息，悲喜交集，当即赋诗一首：“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