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2008年2月3日第8版刊载徐洪兴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儒学文化的演变及其现代命运》。徐教授指出: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主干和维系中国人精神的基础。
徐教授首先论述“儒”的源头与儒学的流变。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思想是儒学的核心。而孔子不是儒的创始人，商周时代早已经有儒；儒家的许多思想也不是自孔子才开始有的，如《易经》中的许多思想、西周的“礼乐”传统等，早在孔子以前就已存在；再者，孔子本人也不是儒家人格最高的精神代表，因为儒家人格最高的精神体现是“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但儒家思想成为体系却是从他才开始的。
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是农耕文明。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体——家庭，在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我们的先人以家庭为单位直接与自然界打交道，靠天吃饭、靠经验吃饭，可以万事不求人，所以祖宗的一套生活和生产方式对子孙来说己足够应用，由此引出了对祖先的崇拜，而家族宗法观念也因此渐渐得到强化，这直接影响到后来以人伦关系、以“孝道”为主导的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儒最先是原始宗教中的一个职能分工。殷商的儒专职为贵族祭祖祖先、办理丧事、担当司仪等。周灭商以后，儒除继续以祭祖礼仪为职外，开始出现以“六艺”教民的“师儒”。在商周时期礼乐文化可以说是整个社会形态的集中体现。礼乐文化的性质不仅是宗教的、政治的，也是世俗的、文化的。它们不仅是一套制度和仪式，同时也是一套文化的建构和理想，其功能涵盖了社会、宗教、政治、道德、情感乃至资源的等级分配诸多层面。这是一种理性的、有条理的生活方式，它包括了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诸种行为规范或准则，所强调的是尊重等级差异、注重举止合宜、保持仪节风度、控制意志情感，其目的则在于实现社会的秩序与和谐。而儒则是这种礼乐文化主要的制定、承载和传播者。西周时代“制礼作乐”的周公，就是一个大儒，孔子对他很祟拜。
春秋时代齐鲁之地文明程度较高，保持着浓厚的礼乐传统，因此这里集中了较多的儒，孔子就是其中之一。孔子是一个述而不作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有很强的从政意识，但一生在政治上很不得志，可是在教育事业上却做得不错。孔子从事的教育活动属于“私学”。他不是当时打破贵族垄断教育的开创者，但可以算是当时办“私学”的一个成功者。孔子从事教育四十余年，“弟子三干，贤人七十有二”，从而形成了后来称之为“儒家”的思想学术群体。
孔子以后，这一学术群体分为八个支派，成了战国时期的“显学”，以后则是孟子和荀子二支独秀。秦以后，儒家发展流变出所谓的汉唐儒、宋明儒、现代新儒家等十分庞杂的系统。
孔子的思想很丰富，但其核心不外是“礼”和“仁”，前者是他继承传统而来的，后者是他创新发挥的。孔子认为礼乐的本质是藏在人心中的真诚。他把这种真诚叫做“仁”，孔子找到了“仁”，把它作为礼乐的思想基础，用它来重新解释礼乐，超越礼乐的形式而直指其精神实质，以真诚体现礼所象征的秩序原则和乐所象征的和谐原则。
孔子认为，“仁”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原则，其基础和起点是血缘关系。孔子讲“仁”，吃紧处在“爱人”两字。它表现为对人的一种有差等的爱。这是一种区别善恶的智慧，其本质是强调个人生命内在价值的实现，是个人对于理想生活原则的追求。
孔子的思想中不乏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化的作用，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相信人与人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交往的道德标准，相信国与国之间也应该有某种必须遵循的交往原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敬佩的、远距离的智慧。某些个人或国家也许会全然无视甚至藐视这种智慧，但作为整体的人类不会也不能这么做，否则他离自己的灭亡就不远了!
徐教授接着讲述“一百多年来儒学的遭遇”。儒学作为一种农耕文明的思想文化，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后已经达到了极致。由于儒学突出强调了现实、人世和实用，就势必造成轻视抽象的思辩、纯理论的探索，缺乏对自然界的深入观察和研究的兴趣。由于儒学过于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制度层面的创设问题也关心得很不够，重“人治”而轻“法制”，“伦理社会”的性质在中国长期得以盛行。尽管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和抑商并非完全由儒学所致，但儒家思想的作用也确实应该负相当的责任。
自鸦片战争后，最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追问的始终是深契于“落后挨打”、“中国向何处去”这些关手中华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并几乎一致认定: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已彻底失败，说到底就是“孔子之道”、儒家思想不再适合现代生活了。于是儒家思想遭到了猛烈批判。必须承认，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批判和伦理革命，有其历史进步意义及合理性。但并不等于承认“五四”先辈的每一个批判都必然具有思想文化意义上的理性。我们不必去苛责“五四”的先辈。由于当时过多情绪化、片面化的批判，逐渐形成了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过时的、有害于现代化的，应予以全盘否定。
然而，传统从来就不是你想要不要的问题。你主观上想要摆脱儒学文化，它却并不甘愿接受被简单抛弃的命运，所以它依然顽强地存在着，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它在中国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虽然丧失了，但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上的地位并末随之消失殆尽。时至今山 儒学文化不能不说仍是汉语世界基本的精神价值之所在。
徐教授最后探究“儒学文化在现代社会还有没有意义”这个老问题，这对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加强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让儒学这一地区性的人文资源真正参与到世界历史进程中去为全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应该说都还是有意义的。
一个不吸收其他文化的民族固然很难有所发展，而一个割断历史、抛弃祖先、遗忘过去、不尊重自己传统的民族是注定没有前途的。人类的历史早已昭示，历史传统的反思与当下意识的追寻是一个民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两个支点。就前者言，人们总是通过对其前人所创造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思想理论的理解和解释，建立起自己与传统的意义联系;同时又在理解和解释中，使传统获得进入现时代的途径和继续发展的契机。所谓途径和契机，并不意味着照搬照抄，而只是提供借鉴，展现理据，启示方向。
徐教授举例说，儒家所一贯强调的人伦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人伦关系的重新定位是很有价值的。如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等，再如诚信、和谐、慎独、知耻、礼貌、好学、敬业、祟德、修身养性、见利思义、侧隐之心、浩然正气、自强不息、珍生务义……等等，都是前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都可以成为我们现代人的精神资源。
以上是对徐教授演讲内容的摘要介绍。可以看出，这是一篇内容丰富、很有学术价值的好文章。然而，儒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其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远非一次演讲、一篇文章所能阐述殆尽。
“儒学(当然首先是孔子和 《论语》一书)在塑建、构造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大概起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不但自汉至清的两千年的专制王朝以它作为做官求仕的入学初阶或必修课本，成了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言行思想的根本基础，而且通过各种层次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撰写编篡的《孝经》《急救篇》（少数词句）一直到《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以及各种‘功过格’等等，当然更包括各种‘家规’‘族训’‘乡约’‘里范’等等法规、条例，使儒学（又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书）的好些基本观念在不同层次的理解和解释下，成了整个社会言行、公私生活、思想意识的指引规范。不管识字不识字，不管是皇帝宰相还是平民百姓，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论语》这本书所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规则’、主张、思想，已代代相传，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治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中了。所以，它不仅是‘精英文化’‘大传统’，同时也与‘民俗文化’‘小传统’紧密相联，并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通过儒学教义，经常相互渗透、联系。尽管其间有差异、距离甚至对立，但并不是巨大鸿沟。这样，儒学和孔于的《论语》倒有些像西方基督教的《圣经》一书了。”（引自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年）
“幸运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比想象的要坚强，‘天不丧斯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自己的理论体系。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到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再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党在坚持根本埋论阵地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发掘和继承，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党的‘十六大’极富创造性地提出要建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一方面要从西方发达国家汲取社会改革经验，另一方面即要从我国的历史传统中去挖掘有益的精神资源。”（引自鲍建竹编著《领导干部国学读本（论语）》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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