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让她身败名裂，甚至使人们忽略了她在抗战时期的壮烈义举……

    在民国史上,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师范大学女校长,杨荫榆是不可忽略的。

    不幸的婚姻

    杨荫榆出身书香门第,1907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入青山实践女子学校,后转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1911年,杨荫榆毕业回国，1913年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14年,她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监。1918年,教育部首次甄选教师赴欧美留学,她在获派之列,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1922年,杨荫榆获得硕士学位,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喝过洋墨水的女学究,受到章士钊的赏识。两年后,她荣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作家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描绘了其三姑母杨荫榆鲜为人知的婚姻生活:

    “三姑母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窝,……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即使她是个丑女儿,也不该把她嫁给一个低能的‘大少爷’。当然,定亲的时候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底细。据我父亲的形容,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喇子。”

    杨荫榆为反抗夫家,曾多次躲到娘家,但都被厉害的婆婆派人硬接了回去。最终,被逼无奈的杨荫榆不再示弱,和夫家彻底断绝关系。由于没能给夫家生儿育女,她甚至被人骂为“灭门妇”。

    据杨绛推算,杨荫榆与夫家决裂时不过才18岁。也许是短暂而不幸的婚姻早早破坏了杨荫榆的心境,这位女学究性格刻板,遇事较真,不通融,当时,人皆对她敬而远之。

    “驱羊(杨)运动”

    身为大学校长,杨荫榆强调校风校纪,反对女生分心于功课之外,这并无大错。但她不知权宜变通,办学手法欠缺灵活,独开招怨之门。她撰文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一时间这句话被女生当成笑谈,暗地里讽她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

    1925年8月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为了对付学生的“驱羊(杨)运动”,先是以校评议会的名义开除女实达学生自治会的几位干事(其中有刘和珍、许广平),然后招来军警,截断电话线,殴打女生,关闭伙房,强行解散预科甲、乙两部的4个班级。北洋政府教育部更是火上浇油,明令停办女实达,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此举彻底激怒了北京学界众多知名人士(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等)。杨氏惹火烧身,成为头号“标靶”,遭到口诛笔伐。北洋政府教育部扛不住强大的舆论压力,只好将杨荫榆当成替罪羊,免去她的教职,以息公愤。

    平心而论,在安稳时期,杨荫榆何尝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校长？可是她身处乱世,政治上歧道纷出,尤其令她无所适从。她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荒废学业,用心是好的,处理方法却糟。

    鲁迅对杨荫榆的打击绝对具有毁灭性,使她身败名裂,从此与“反动”一词有了洗脱不净的干系。她羞愤出京,回苏州赋闲。1927年,杨荫榆重出江湖,赴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兼授外语。由于她声名狼藉,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对她连应有的尊重都谈不上。当时《苏州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是鲁迅的学生,多次在报纸上重提女实达旧事,指斥杨荫榆为“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弄得杨荫榆处境狼狈。

    1935年,杨荫榆辞去教职,但她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不久,她自掏腰包,利用私宅,在苏州盘门小新桥巷11号创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社,自任社长。

    斥敌抗日被杀害

    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奸淫掳掠,恶行累累。当时,杨荫榆居住在盘门,四邻的小户人家饱受日军蹂躏,她开办的二乐女子学术社是女学生集中的地方,自然也无法幸免。杨荫榆忍无可忍,跑去日本军营,递交用日文撰写的抗议书,并当面斥责日本军官纵容部下奸淫掳掠,肆意违反国际公法。日本军官见杨荫榆气度不凡,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估计她是地方上有名有数的人物,就勒令部下退还了他们从杨荫榆四邻抢走的财物。

    如此一来,附近的妇女都将二乐女子学术社视为安全庇护所,杨荫榆出于正义感和邻里之谊,对她们来者不拒,悉数收留,为此她拿出积蓄,扩建房舍。这种情形显然不为敌酋所乐见,于是他们想出毒招,征用杨荫榆的住宅。杨荫榆怎肯搬家,双方发生激烈对抗。

    1938年元旦,两个日本兵使诡计骗杨荫榆到吴门桥上,一名兽兵突然朝她后背开枪,另一名兽兵则猛然将她踹入寒冷的河水里。此后他们又连发数枪,直到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一个为杨荫榆造房子的木工将她从河里打捞上岸,装殓遗体时,棺木太薄,不敷所用,只好在棺外仓促加钉一层厚木板,既没刨光,也没上漆。杨绛认为,“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新华每日电讯》2.1 王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