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会说，这几年大学在中国确实也搞得有声有色，无论是捷报频传，还是丑闻时起，都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什么没有自信？什么学术不占据核心地位？大学不是照样在办嘛！
确实如此。然而，对大学来说，学术一旦不成为核心价值，不复是中心目的，那么它必然就会成为手段，成为谋取大学的外围价值和副产品的手段，而前者反而成了大学的目的。大家应当清楚，大学到了这种地步自然就已经偏离了大学的正道了。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浮到大学的现象层面上来。大学要能够建立起来，学术研究和教学要能够进行，除了大学教师，还需要许多其他的条件，比如校园、大楼、行政人员、后勤人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有了学术研究，就会有学术成果；名誉、经费、实际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就会接踵而来。
有了大学教育，就有学生、各种学位，就有由这些学生与学位带来的荣誉和实际利益。
大学作为一个机构，就需要相应的行政组织。大学因为学科分支的繁衍、学生人数的增长，日益扩张，相应的行政组织也就越来越庞大，于是整个大学就变成一个庞然大物。大学的其他事务、各种附加功能也就随之增加、扩展。这些事务和功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喧宾夺主。
同时，一些问题自然也就会产生出来。大学里面聚集着一群聪明、敏感、有活力、有理想、有个性的年轻人，他们对社会、对世界持有自己的观点，他们要表现自己，不仅要发表自己的见解，还要看到自己的影响力。大学，即便以学术为手段的大学，必然要开展学术研究，进行教学，而学术本身的逻辑就是要直面真理。于是，一些与人们的常识、传统观念、陈见乃至偏见不同的观点必定要发表出来，对社会现象的各种评论，包括批评性的评论，必定会表达出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付之于行动。这就会导致观念的冲突，常识的崩溃，或者传统意识形态的危机。
这样一些物质条件、组织、人员，大学为社会带来的效用，大学教育结果的外在形式，以及大学的社会影响，按照大学的宗旨，都是来自于学术研究与教学的。由于它们在产生之后就有某种独立性，所以，人们必须在围绕大学的根本目的前提之下，即在围绕学术研究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大学教育这个中心的前提之下来处理、对待它们。
倘若认识不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认识上的不足，从而无法坚持这个原则，那么大学的这些外围价值、这些辅助人员以及相应的制度就会成为实现大学根本目的的掣肘。而当人们有意识地将这些外围的、结果性的东西当做目的时，那么学术研究以及大学教学就会沦为手段，这些设施、组织与人员就会反过来成为大学实现它的根本目的的障碍，乃至杀手。
比如，学术研究与教学需要行政人员、教辅人员来协调。但是，一旦学术及其教学成了手段，那么这些人员就可以反过来支配学术研究和教学，从而使学术研究和教学服从于他们，直至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又比如，各种基金、各种项目原本是用来支持学术研究的，但是它们也可以成为某些人的政绩、牟利的途径。又比如学生录取、学位授予等等都是大学教育的制度性产物，它们本来或者要以大学教学的标准为根据，或者就是这种教学的结果。然而，当人们把入学人数、把学位看作目的本身的时候，那么，入学的标准、教学的质量就会成为附属的东西。许多没有条件的学校招收过多的学生，让学生们在低劣的教学水平和恶劣的条件下几乎白白度过最为珍贵的青春岁月。与之相关，倘若没有严格的考试与淘汰制度，那么结果就是许多不合格的人会冠以各种学位，拥入社会。这样，社会就不可能因此而获得更多的高水平人才，更不用说高素质的人才了。当然，更有甚者，就是将招生和学位仅仅当做牟利的手段。
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周围有谁没有经历过？
大家知道，大学需要经费、科研基金是为了支持学术研究和教学的，但是事情也完全可以以另一种形式进行。起初，大学因为缺乏学术研究经费而办公司，结果就演变成单单为了牟利而办公司，学术反倒成了其次的东西。而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将原本应当用于学术研究与教学的经费、房产和土地用来办公司，从而最终使得学术研究与教学变成了大学公司获得资金的借口和手段。近些年来，由于国家各种基金的大幅增长，学术研究仿佛就成了谋取各种基金的最佳手段，而以学术为名谋取项目基金的组织与手段也越来越高明。学术在这里又一次成为手段，而且在这种过程中，受害最大的当然就是学术本身，而且与此同时在整个社会的范围之内，学术的尊严也受到了彻底的打击。大量的经费被浪费、被挪用，而学术水平徘徊不前，甚至反而倒退。
大学的职衔，如教授、副教授，原本是为了评价教师的学术成就、水平以及贡献等等而设置的，它们也是有利于作为一种现实活动的学术的必要形式。然而，教授等等由于它那种以学术为基础的较高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应的待遇，反倒成了一种目的，人们为了当教授而当教授，学术完全成为一种附属的东西。人们在大学里外可以看到的一种现象是，教授满天飞，大学行政机关甚至后勤机关的人员都顶着教授副教授的桂冠。中国大学教授数量之多，也是世界上少见的有趣现象。不过，教授的数量最多也无法抬起中国大学的整体水平来，否则真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过那些教授不那么多的西方大学，比如美国的大学。现在人们，包括各色人等，越来越热衷的博士学位的情况也是如此，获得博士学位的人越来越多，而他们整体的、平均水平或者最高的水平却并未见上升。
于是，中国大学里面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而它由于人们的司空见惯也就变得稀松平常了，以至于那么主张学术优先、学术的核心价值的人在许多人看来反而是不正常的了：学术终于变成了一种手段，而不再是目的，或者从实际的情况来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成为目的过。自然，学术还是需要的，但它是应该而且可以为任何其他东西让路的，在一些大学里面它成了万能的手段。不过，我们需要清楚地意识到的一点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作为手段的所谓学术与本来意义上的学术当然也就不是同一个东西了。
形形色色灰色学术现象
但是，大学如果没有学术和以此为基础和前提的教学，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学术仅仅作为手段也是必须摆放在那里。而且这样的学术不仅有必要，还要体现出一定的水平，即便是外在的、表面的水平也行，因为后面这项事关这个手段效能的大小，同时也关系学校当局或者其他相关有司的面子；而在今天，它同时也是抵挡社会批评的一块盾牌。于是，很可以理解，对大学来说，学术又是必需的，还要有一点点水平。然而，在上面所说的现实状况之下，学术既然仅仅被当做手段，目的可以是任何其他东西，真正的学术研究就会遭遇各种的困难、各样的障碍，学术水平的真正提高更是一项可想、可说而不可做的事情。
然而，尽管通往学术本身的道路非常狭窄，通向学术的表面成果的途径看起来却是四通八达的。那些形形色色的热闹的场面、五花八门的现象，大家都是见过的。《红楼梦》里说，没有吃过猪肉，还没有见过猪跑？现在的情况是倒过来了：没有见过猪跑，还没有吃过猪肉？
最为常见的现象就是学术成果的量化标准，这就是大学以发表的学术论文、著作的数量为衡量教师和学者的学术成就和水平的标准，于是，中国就出现了不少每年都发表几十篇乃至上百篇论文、几部著作的教师。
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中国大学，当然就有其伟大的发动能力，制造出大而不实或华而不实的学术政绩来。比如，除了在当今中国往往标志某种政绩事件的“工程”这个熟悉的名号，如“精品工程”之外，从媒体上大家还可以看到诸如“造大船”，“誓师大会”，“春种秋收”这样一些表示提高学术水平的事件、运动。不过，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往往是这种事件的开场，而它的实际结果，甚至连它们的发起人都是不会去关心的，因为，“造大船”所开之船很可能就是一只石舫，而“春种秋收”工程当秋天来临的时候，人们很可能已经完全忘记春天他们还播了一些广种薄收的种子，或者本来也就没有什么可收获的，乃至没有期望收获什么的。
其实，行政权力，仅仅单靠行政权力，除了无法产生出真正的学术之外，其他方面的力量却是足够可观的。因为美国或欧洲的一流大学都是综合型大学，而国内大学无法通过自身的发展成长为这种高质量的综合型大学，于是，将几所大学合并起来，一所巨型的综合型大学就在一夜之间诞生了。虽然并不能说这样的合并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确实有不少的合并就是为了合并而合并的，不仅不能形成综合优势，就是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有效运转的学校也很难做到。与此相类似的情况就是专业学院升级为大学。这种做法同样也有相当合理的方面，但是在缺乏学术优先原则的情况下，它们往往并不能同时建立起现代大学的合理的制度和体系，结果就是为升级而升级，名称虽然换成大学，但人们的观念、管理的体制乃至品位，都还停留在专业的、职业的学院层面上。还有一条捷径就是改名。许多历史悠久的学院和大学，将先前的以地为名改为“中国”打头，貌似壮观，实际上反而割断了历史，散发出暴发的气息。
在大学内部，这样一种从形式上表面上提升档次的做法就更多了。系升格为学院，从而在大学里面，院满为患——至少在这一点上，许多中国大学堪称世界一流。因为院是单纯系的升格，它并不能够发挥出促进学科综合发展的优势，反而以“院墙”阻遏了各个学科之间必要的、可能的交流。
博士后作为一种人才储备机制，原来是为着暂时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博士提供继续从事研究的条件的制度。它确实是一种积蓄人才的有利制度，然而在国内却被拔高为最高学位，从而被视为一种“荣誉”。于是，一些原本就有固定位置的教授也纷纷去从事博士后研究，从而单从最外在的效用上来说，就可以在名片上标上博士后的称号。
上面所说的所有那些做法所要争取的就是一种承认，这就是学术和学术水平。它们原本应该是学术、学术发展和学术水平提升的外在形式、外在表现。现在情形却反了过来，以这些本来是结果的东西来提升学术、提升学术水平，而学术本身却成了外在的东西。人们所追求的并不是学术本身，而是它所能够带来的影响和实际利益。这就与有些人读博士研究生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或者没有对学术的爱好，或者没有读博士的基础、知识、研究能力和用功精神，或者没有时间，但又觉得博士学位荣耀而有用，于是通过灰色地带，弄一个博士学位—论文自然是有的，程序自然也会是周全的，所缺的乃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这些现象，我称之为灰色学术，或者说灰色学术现象。灰色学术不同于黑色学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学术腐败。后者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抄袭、剽窃、造假（实验、数据造假等等），当然也包括用金钱或权势获得他人的学术成果等。灰色学术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学术的外在形式和相应条件的改变来替代学术活动本身。没有任何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就属于灰色学术。比如有一类教科书，全国几乎有上千种，无非就是那么几个规律、几个对子。因为都是相同的教条，相同的内容，只是文字表述略有不同，既没有剽窃，也不算造假。这就是典型的灰色学术。灰色学术的规模有多大？我想，大家触目所及就能找出几篇论文、几本著作。
黑色学术由于是直接窃取他人东西，直接造假这样一些特点，所以人们很容易识别和判断。倘若一个学校具有最起码的校格，那么我们可以说黑色学术即学术腐败是相对容易得到遏制的。而灰色学术由于类似学术却又没有构成学术生命的原创性，对它判断的难度就远远高于对黑色学术的判断，因此相对来说也就难以遏制。实际上对灰色学术也有各种较为客观的评判标准和途径，如引用率标准、学术批评等等，不过，这要实行起来也并非易事。于是，在黑色学术盛行一时的今天，灰色学术大行于天下，也就是常理之中的事了。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热衷于灰色学术，因为它是最容易由行政力量来造就的产物，所以它们最适合于成为“工程”。而真正的学术研究，尤其那些基础性的、综合性的问题鲜有人去研究，即使研究也很难得到支持。于是，基础研究者就会冒双重的风险。
上述情况的任何一种都足以严重妨碍一所大学成为真正的大学，尤其不可能成为高水平的大学。而在国内，差不多每一所大学都同时受着所有这些因素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学里面即使有一些甚至不少单纯以学术为业的精英，即便他们内功深厚，意志坚定，也实在是很难将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提升起来。
缺乏自信的恶性循环
学术在其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尤其自19世纪初现代大学原则诞生并且广为接受之后，形成了自身的规范。这些规范并不复杂，也有相当明确的检验方式和程序。学术的基本价值就在于它的原创性，所以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以及新材料的有无及其它们的所有权就构成了学术规范的核心。我们甚至可以说，学术规范的一切其他内容都是从这个核心演绎出来的。
学术规范只有在学术自由的原则之下才能够真正得到施行，因为学术之为天下公器这个性质只有在学术自由的空气里面才能真正实现。学术自由在现代社会乃是由良心和思想自由权所包含的内容。就此而论，它并非单单关涉大学制度，也直接以政治制度为前提。尽管如此，在一个社会中，学术规范依然可以作为一个特例而受到特殊的对待，就如大学在其发展的早期曾经获得过相当超前和突出的特权一样。或者退一步说，即便在当前的情况下，学术规范也仍然有其施展的相当大的余地，尽管在最后还是会受到某种外在的约束。
但是，在学术从根本上来说处于从属地位，仅仅被当做一种手段的情况下，学术规范就会处于可有可无的状况，因为制订学术规范并将它颁布实行，是与把学术仅仅当做手段这种做法与观念在根本上相冲突的。由于学术成果作为一种相当纯粹的精神活动的成果，是可以从理想状态上来进行考察的，因此它的规范也就具有相当强大的内在一致性要求。这种规范自然与黑色学术不共戴天，而且也会与灰色学术产生根本的冲突。因此，虽然近年来也有某些大学用对待学术的手法来对待学术规范，这就是说，把学术规范作为一种手段，以表示自己是重视学术的、是与国际接轨的、是在争创世界一流的，但实际上却将之束之高阁——因为根本无法切实实行，这是因学术规范的实施是必须有特定的学术民主程序来保证的，而其前提就是学术自由。
学术沦落为手段，学术规范或者付之阙如，或者束之高阁，而黑色学术气焰嚣张、灰色学术流行一时，以至于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异。同样，它们对无论学校有司还是教师的自信的压迫和消磨，也仿佛成为一种当然的事情，很少会有人来质疑，或者质疑者反而被视为是不正常的。不仅如此，由于整个社会对于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方法的渴求，大量的金钱和资源于是就被投入到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之中，各种荣誉和其他利益也纷至沓来，而黑色学术和灰色学术在谋取这些金钱、资源、荣誉等等方面却也常常是奏效的。这样，黑色学术就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自己的潜规则，而灰色学术的规则实际上堂而皇之地成了正式规则。
中国大学的自信的缺乏，中国大学人的自信的缺乏，就在这样的关系以及其他相应的关系之中，进入了恶性循环。这种循环形成了各种盘根错节的纽带，将大学紧紧地与灰色学术乃至黑色学术绑在一起，从而使得任何试图批评灰色学术、反对黑色学术的举动，不单单直接触动当事人的利益，而且也仿佛直接损害大学的利益——这一点人们可以从许多即便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的剽窃案也难以得到处理的事件之中，清楚地领会到。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大学的低水平仿佛就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件。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某些人来说成了必须如此的事件。试以大学教师选聘为例，在相当多人的意识中，中国大学高水平的教学机构或研究机构仿佛只能引进西方大学的学位获得者。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出三种可能的原因，而后者同时就是三个相当严重的问题。第一，中国大学水平确实低下，没有什么高水平的毕业博士，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评价学位获得者的公认的客观标准；第二，这些机构因为建立在中国大学，所以那里面的人员也就失去判断学术水平的评价能力，从而只能以学位授予单位这种外在的标志为评判标准；第三，如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维持不变，比如十年，这是从大学入学到博士毕业的一个基本周期，并且也有好几届博士可以在这个周期中完成学业，那么这就说明，即使最优秀的人才进了中国大学，也无法成为优秀的学者和科学家，自然也就无法做出优秀的研究成果。
但是，在人们具有足够的反思和清楚地认识到其中的道理之前，大学依然会有充分的理由将引进国外人才当做一种政绩，当做大学学术水平高的一个标志。简单地说，就此而言，人才引进也能够演变为灰色学术现象。对大学学术和学术规范来说，它自然会反而为一种外在的限制和障碍，而其所包含的潜在因果可以揭明其下：中国大学无法造就优秀人才，就从海外引进，而这种引进的可能性就使得大学当局可以不必费心去提高大学水平，从而培养出同样水平的人才；不仅如此，这种可能性还可以用作压制批评意见的消极手段，以及谋取政绩的捷径。
于是，我们便可以了解缺乏自信的恶性循环背后的规则：中国大学水平本来就低，却又背负一套非学术的原则和不合理的制度，两者结合起来就使大学的水平相对而言（比如与西方大学相比）更低；这种更低的水平就需要某种更加不合理的制度或制度之中某些更不合理的因素来维持，以保证大学在低水平层面上的运作。不仅如此，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之中，正如一位思想家所说的那样，这个制度不仅要再生产自身，还要再生产维护这个制度的人。
这种恶性循环还会扩展到更其广泛的领域，比如，最常见、最缺乏批判性而却最容易为人拿来当解释的理由，就是中国的文化，甚至中国人的缺陷。让一种已经基本上被摧毁的文化来为今天中国大学的现状来负责，或者为其他问题负责，本身就是一种相当不负责的态度，而且也是非学术性的偏见。因为今天的制度是在近60年前完全重新建立起来的，并且由于此后反复发生的摧毁中国传统文明的经济、观念和文化基础以及社会形式的运动，它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和制度的因果关系是相当薄弱的。这种解释往往是把作为原因的东西看成了结果。
大学的学术以及其他一切的学术，在受教条主义或强或弱指导下的几十年间，使我们沦为思想、理论和知识领域的打工者。如果纯从理论上来分析，我们可以揭示出这里所蕴涵的一个前提，这就是对中国人自身、对中国文明的根本不信任。不相信中国人的创造力与压制中国人的创造力，乃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层面。这种压制与中国人创造力的衰落同样也是一个恶性循环。比如，因为我们的文化落后，所以就需要先进的思想来指导，而这种指导思想就成为了一种必须当做教条来遵守的东西，不可背离、不可置疑，更不可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原本应该是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方法创造园地的大学，成了诠释教条的集中营。于是，就如我们所经历过的那样，有一天国门重新打开，我们就会惊愕地发现，几乎在理论的所有方面，更不用说在实践方面，我们又更加遥远地落在他人后面，西方的东西，从理论到品位，蜂拥而入。而这种落后，在现实的制度之下，人们最方便拿来、使用起来也最安全的理由就是那个本不该承担如此责任的中国文化。最为可悲的是，中国整个学术界从思想、理论到方法又再一次屈从于西方之下，人们又一次为西方人打工，不过，这次换了主人，不再为少数几个人打工，而是为整个西方思想打工。比如，在哲学领域，马克思一人长期独占主导地位的结果，就是今天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为西方的各种主义所统治，比如从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实用主义一直到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中国人的独立的思想难见其踪影。
导致这种恶性循环的那种教条在今天依然有其余威，为了保持这种余威就必须辅以必要的行政压制，而大学又无法将学术确立为自身的核心价值，大学的教师和其他研究人员精神上的创造力就会在灰色学术中消磨掉。这样，且不说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中国学术的领域竟成为西方各种思想、理论的竞技场。而这必然会反过来进一步挫伤中国大学的自信——主要是相关责任者的自信，其次就是教师和学生的自信，从而在新思想、新知识的原创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列入二流或更低等级的位置。一些著名大学的领导一方面虽然经常出煌煌之论，比如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另一方面，在面临大学实际事情时，无论是改革与制度建设，还是大学基础建设，除了利益的考量之外，却常常以三流的心态和态度来处理，美其名曰“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这样的定位自然也就使中国的大学实际上是以三流的标准来对待一切事情，那么从心理上来说，大学没有自己的品格、没有荣誉、没有标准，其内在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大学自信的渊源：为学术而学术
中国大学是否能够走出这种缺乏自信的状态，这种恶性循环？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中国大学中的灰色学术、黑色学术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现象盛行一时，说明中国大学缺乏抵抗这种疾病的免疫力，但是，这不是那种免疫力先天缺乏的病症，而是后天获得的一种疾病。它是可以治愈的，不过，就如通常的治疗一样，它必然会对病态的躯体带来某种看起来是有伤害的副作用。不过，对大学来说，这些所谓的副作用实际上就是必然会触及那些借灰色学术乃至黑色学术牟利的人的利益，那些或者并不直接从这种现象获利，而是因它们的存在而获利的一些人的利益。自然，它同时也会伤及大学的一些外围的利益。但是，这正是一切改革必然会面临的问题，一切治疗必须付出的代价。
既然学术本身是大学的核心价值，那么为学术而学术就是一项必然的推论，而正是大学要为这样一种精神的存在、活动和发展提供一种空间。现代社会的一个制度特征就是“目的—合理的”行为模式。对中国大学来说，合理化正是其制度和管理方面最薄弱的方面。就“目的—合理的”模式来说，作为核心价值的学术构成大学的目的，大学的一切制度和管理就必须以此为中心来制订和衡量，这就是说，大学的制度和管理正是为学术这个目的服务的工具和手段。这一点对于中国大学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倘若付之实行，将会出现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就像蔡元培当年的北大改革一样。倘若这个基本观念得不到承认，学术无法作为核心价值确立起来，为学术而学术依然被视为一种政治错误，或者继续遭受市侩式的怀疑和嘲笑，那么肯定无疑的是，中国大学不可能获得自信，更不用谈其他一切更高的目标。
因此，中国大学确立自信的第一步就是充分认识到学术本位的立场，确立以学术安身立命的观念——这种理想主义的建议确实受到了人们的怀疑，甚至也受到了要求提高中国大学水平的热切改革者的怀疑和轻视，可以肯定的是，它还将继续受到这样的怀疑和轻视。然而，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个观念的重要性，然后再从“目的—合理的”模式来分析，那么人们就会发现，实际上大学里竟有那么多的原则、制度、机构设置和管理方式，对于学术这个核心价值来说，恰是“目的—不合理的”。
第二步自然就是将这个核心价值具体化为各种原则，而在所有各种原则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学术自由的原则。因为当学术作为核心价值确立之后，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而所需要的学术管理就必须采取学术民主的原则，这就是说，在事关学术、教学的决定权必须掌握在所有教授手中，而不是某几个人手中，更不是行政机关手中。
除了利益的冲突之外，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还包含着信任的前提。中国大学自身缺乏自信，而这必然导致对大学教师的不信任。对学术而言，“目的—不合理的”制度和管理方式，必然包含着这种普遍的不信任。自然，这种不信任也会导致许多怪异的现象：比如，评定学术成果的数量标准、获奖标准等等。因为这种信任的缺乏，即使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面，也会出现与学术共同体观念正相反对的事件：对学术成果的评价，以及对教师水平的评价，完全依赖学术共同体以外的判断。而一所研究型大学，原本就应当是一种学术标准的权威机构，或者至少代表一种学术标准。当所有的大学都要遵从某种外在而一律的学术判断及其标准时，大学往往就只具有一种外在的形式，而失去了其内在的生命。于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理论观点与历史事实的一个结合点：大学失去其核心价值与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知识分子改造”正是同步发生的事件。这种改造运动以及其他类似运动的对象正是那样一群人：他们既与中国传统文化保持直接的联系，又开始了解并逐步接受现代世界的观念和思想，并且正在养成和发挥新的创造性——这样一种复合的观念特征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这类改造的结果，单从自信来说，就使中国社会中坚力量，比如知识阶层的精神自信和道德信念受到严重的摧残。
当然，这里人们可以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即便仅仅就在大学之内，谁有权有资格来信任谁与不信任谁？几乎没有什么人来追问过这个问题，自然也鲜有人来回答这个问题。然而，在学术自由以及学术民主付之阙如的时候，人们便可以了解到事实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
今天，中国大学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大学，尤其与西方社会的大学，面临一些共同的挑战，比如经费短缺、急速发展的知识与信息社会与传统教育模式和方法之间的冲突、全球化的快速推进、终身教育与高等教育大众化需要的压力，如此等等。但是，中国大学在面临这些挑战时，相对于西方大学，处在一个极其不利的地位。这不仅因为西方大学是自治的，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拥有悠久的传统，具备合理化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水平，拥有较好的物质条件，在外在方面，有自由民主社会的良好环境，而且还因为西方大学始终能够维护自己的核心价值，坚持学术自由与学术管理民主的原则。正是由于保持了这样的核心和基本原则，所以我们看到，那里的大学改革始终就有一个基本的限定，这就是改善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方法的产生方式、环境和条件，并且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让整个社会有充分的机会来分享这些大学特有的产品。这就是说，大学改革，无论是自身的改革还是面对社会的要求而进行的改革，大学始终是作为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围绕着学术的中心地位而进行的。而中国大学却是在这样一个核心价值尚未为人充分认识到、尚没有确立起来的情况之下，又在其他那些条件弱于西方大学的情况之下，面临这些挑战的。中国大学因此就处于三重不利的状况之中。以往的历史表明，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大学改革最可能误入的歧途就是全力追求大学的外围价值。这样，人们可能获得的结果就是，大学除了没有学术，或者更为宽容地说，除了没有学术水平之外，其他的什么都可能有。
面对上述挑战，正确的选择，而对于那些研究型大学，那些要争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学来说，唯一正确的方向，就是回到大学本身，这就是回到学术、回到大学的立身之本。这是中国大学树立起自信的唯一可能的途径。一切不了解这个道理的人，一切为了单单谋取大学学术以外的价值与利益的人，必然会从最为外在的条件着手，高高挑起迎接挑战的旗帜，而旗帜下面所掩盖的却是一番早已准备交械的心态。
为了中国大学的自信，让我们打起为学术而学术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