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库辛有句名言：“批判是科学的生命（La critique est la vie de la science）。”英国哲人科学家皮尔逊把这句话作为他的科学哲学名著《科学的规范》的题记，并发出如下振聋发聩的议论：“在像当代这样的本质上是科学探索的时代，怀疑和批判的盛行不应该被视为绝望和颓废的征兆。它是进步的保护措施之一，我们必须再次重申：批判是科学的生命。科学的最不幸的（并非不可能如此）前途也许是科学统治集团的成规，该集团把对它的结论的一切怀疑、把对它的结果的一切批判都打上异端的烙印。”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说：批判（或批评）是学术的生命。要知道，基础科学本身就是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有关引文中就“科学”而言的话语对于“学术”也基本成立）。

批判为什么会是学术的生命呢？首先，从学术的目的看，科学或学术是追求真理或真知的，而“批判意指寻求真理”（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语）。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把批判态度和批判精神视为使我们更接近真理的态度，因为它在主体间性的意义上保证了科学的客观性：“客观性建立在互相的理性批评，建立在批评的方法、批评的传统的基础上。”“仅靠一个空洞的头脑并不能达到客观：客观要靠批评，靠批判地讨论，靠批判地审查实验。”

其次，从学术的本性看，学术是要创造新知的，而不是重复已有的知识和陈旧的教条。这就要在批判性地审查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扎实研究、缜密思考、大胆想象，并对想象的结果慷慨地进行批判，才能做出真正的学术贡献。皮尔逊说得好：“批判才是想象的科学运用的本质，事实上是科学的真正生命线。”波普尔讲过一段足以震撼人心的名言：“在探索真理时，从批判我们所钟爱的信念开始，这可能是我们的最佳方案。有人可能觉得这种方案同常理相悖。但是，那些向往发现真理并且不惧怕真理的人，却不这样看。”

最后，从学术的方法看，批判本身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科学态度。波普尔言之凿凿，科学方法是“批判的、论辩的，几乎是怀疑论的”。他说：“我对科学方法的观点不过是，它是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的前科学方法（pre-scientific method）的系统化。它是凭借称做批判性讨论的手段这样做的。”他进而把理性科学的全部程序概括为三个词：问题、理论、批判。按照他的看法，“我们可以把批判态度看做是科学态度，把教条态度看做是我们所说的伪科学态度”，而“批判态度就是自由讨论理论以发现弱点并加以改善的传统，是合理的和理性的态度。”卡拉汉（D. Callahan）一语中的：“自我批判和自我修正处于科学方法的核心”，科学“是它对自我批判和自我修正的方法论的承诺”。艾肯（F. Aicken）也深中肯綮：“批判是我们称之为科学的思维过程的真正核心所在，真正的科学家并不妒忌地反对来自批评的观念，而是把它作为改进的帮助欢迎它。在这种语境中，批判不是喜欢挑剔的讨厌过程，而是抱着消除错误的目的找到错误。”

正因为批判是科学或学术的生命，以至美国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断定，“科学是一种使其一切主张经受检验和批判的批判性的、非教条的事业”；以至波普尔认为，“人之所以成为科学家，并不是由于他占有知识和驳不倒的真理，而由于对真理的持续的、不顾一切的批判的探求。”

由此不难看出，批判并不像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仅仅是破旧的武器，批判也是立新的法宝，即是说批判也是建设性的。德国科学哲学家波塞尔言必有中：“与提出问题相呼应的，是对科学的批判，因而批判是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设性部分。批判即是对科学中所提出的每一个答案的批判，是围绕科学所追求的答案的客观性的批判，是科学中对其每一答案的解释与说明的批判，因而是在科学内部进行的。引导科学发展的是提出问题，保证科学找出正确结果的是科学批判。”

在学术研究中，批判的确须臾不可或缺。诚如奥地利哲人科学家马赫所说：“在错误较少遇到活跃的批判的科学中，错误便会长久地幸存下去，正如在没有扑食者的遥远的岛屿上，无防卫的物种可以不受伤害一样。”波普尔也昌言：“我们的理论不管目前多么成功，都并不完全真实，它只不过是真理的一种近似。而且，为了找到更好的近似，我们除了对理论进行理性批判之外，别无它途。”这也从反面进一步印证，批判是学术的生命。因为批判缺席，便会导致错误长存、教条专横，科学发展和学术进步会立刻中止，学术的生命当然会随之寿终正寝。

就科学批判或学术批判而言，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批判以怀疑为先导。在进行批判之前，肯定对某种理论或学说先有所怀疑。当然，这种怀疑不是怀疑一切或绝对的怀疑论，也不是无根据的怀疑，而是立足于实证和理性之上的有条理的怀疑。怀疑当头，批判紧跟，学术创新的曙光就依稀可见了。其二是，“批判的目标一定在于必须对现有的有影响的信念进行批判性修正，换句话说，一定是针对教条的信念。可以说，批判态度必须以多少是作为教条而保持的理论或信念为原料的。”（波普尔语）西方启蒙哲学家对旧思想和旧传统的批判，马赫对经典力学概念框架的批判，正是这样做的。其三是，批判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理论的。正如波普尔所言：“理性批判并不是针对个人的。它不去批判坚持某一理论的个人，它只批判理论本身。我们必须尊重个人以及由个人所创造的观念，即使这些观念错了。如果不去创造观念——新的甚至革命性的观念——我们就会永远一事无成。但是，既然人们创造并阐明了这种观念，我们就有责任批判地对待它们。”

既然批判是学术的生命，是学术进步的必由之路，理应在我们的学术会议能够经常听到批评和反批评的声音，在我们的学术刊物上能够经常看见批评和反批评的文字。遗憾的是，当前学界的现状不是百家争鸣，而是万马齐喑。究其原因，在学人方面，除了缺乏明锐的批判眼光和强劲的批判能力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畏首畏尾——怕惹麻烦，怕得罪人，怕冒犯权威，怕触怒强权。一句话，怕得不到种种实惠，反而招来一大堆祸患。从外部环境看，一些管理者和当权者不仅不倡导批判精神、思想交锋和学术争鸣，相反地反感、抵触、压制和打击批评者和批判思想。在他们的眼中，思想齐一乃是安定团结，舆论一律才能稳定和谐。殊不知，“一律就是死亡，因为它对一切进步都是一扇紧闭着的大门；而且所有的强制都是毫无成果和令人憎恶的”（法国哲人科学家彭加勒语）；“齐一性损害科学的批判能力，齐一性还危害个人的自由发展”（美国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语）。在这里，对于学界内外的人来说，记住大哲学家康德的名言是有益处的：“在自己的一切事业中，理性都必须接受批判；如果它用任何禁令限制批判的自由，它就必定损害自己，就必定给自己招来有害的怀疑。从用途上看，没有任何大厦重要和神圣得可以免受这种对任何人都不加区分的搜查般的检查。理性正是凭借这种自由而存在。”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28日第6版。发表时有所删节。感谢李醒民先生惠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