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保罗•拉赫（Paul A. Rahe）说，知识分子历来就与独裁者纠缠不清。

　　 这里，卡扎菲上校（左）在听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右）和美国政治学家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中）有关民主的辩论。

　　诱惑知识分子奴颜婢膝地谄媚邀宠的东西是什么呢？当然，金钱可以起作用。只要问一下创建摩立特信息咨询公司（the Monitor Group）的哈佛教授就明白了。为了换取每月25万美元的进账，该公司曾经为卡扎菲上校大吹大擂地宣传。或者问一下接受150万英镑捐款的伦敦经济学院管理层，这笔钱来自该独裁者慷慨大方、风度迷人、温文尔雅的儿子和继承人赛义夫（Seif）管理的基金会。赛义夫就是在这所学校获得博士学位，而他的博士论文被人指控涉嫌抄袭（伦敦经济学院正在调查此事）。

　　当然，金钱不是现代知识分子喜欢的报酬的唯一形式。毕竟，就像飞蛾扑火一样，没有什么比名声和接近权力更容易成为渴望成名的知识分子的诱惑了。正如他们说的，如果权力导致腐败，那么权力的欠缺更是绝对导致腐败。

　　当然，独裁者的诱惑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早在作家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到苏联访问一趟回来后说“我已前往未来之国，那里在创造奇迹”之前很久，或在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查韦斯吸引外国知识分子追随者之前很久，古希腊后期的诗人就已经蜂拥而至聚集在雅典独裁者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的朝廷了，他们应此人出手阔绰、花钱大方的儿子的邀请前来。柏拉图为锡拉丘兹（Syracuse）的暴君狄奥尼修斯（Dionysius）出谋划策，亚里士多德则担任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意大利的文人簇拥在科西摩•梅第奇（Cosimo de‘ Medici）和洛伦佐•梅第奇（Lorenzo the Magnificent）的周围。伊拉斯莫（Erasmus (1466-1536年)是尼德兰人文主义的卓越代表,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旗帜---译注）和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在写著名的小册子时，留出一只眼盯着有朝一日成为君主高参的前景。为了同样的目的，伏尔泰陪伴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旅行，狄德罗则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朝廷逗留。

　　当然，从本质上说应邀为他人提供建议没有什么可丢人的。人们可能总是希望---虽然不应该期待---通过提建议做些有益的事。但光天化日之下献媚讨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如果有人就在《华盛顿邮报》上描述卡扎菲“不仅是干练和悠闲的独裁者而且是头脑深刻、思维灵活的思想家，”或称赞他“能屈能伸、讲究实际”，或指出“卡扎菲领导下的利比亚已经走上了光明大道，成为在没有西方干预的情况下和平转型为稳定的、非独裁的政府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而变成地方实行直接民主选举，中央实行高效管理的有本地特色的宪政国家”，人们有理由将此人与曾经在纳粹时期红极一时的电影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相提并论，肯•希尔维斯丁（Ken Silverstein）在《哈珀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就是这样把本杰明•巴伯与之对比的。

　　更犀利的批评理所当然地留给那些选择在利比亚起义前夕撰文的马屁精知识分子。本杰明•巴伯在博客网站《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上写道卡扎菲“不像穆巴拉克一直遭到憎恶那样惹人讨厌，他并没有使用恐怖手段管理国家”，他还特别提到“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拥有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哲学博士学位，即将出版两本有关发展中国家自由主义的著作，他已经开启了在利比亚推动走向公民社会的渐进改革，在此过程中他坚持决不会在没有经过民众选举的情况下上台执政。利比亚建立世袭王朝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你希望了解那些以聪明敏锐而自豪的思想家为什么常常不由自主地奉承巴结当权者的话，我认为，只要再读一读让•雅各•卢梭的著名论文“论科学与艺术”和他在此后不久为喜剧《水仙花》写的序言就明白了。卢梭在序言中区分了哲学家和文人。他说“哲学的趣味把人们与社会联系起来的尊重和仁慈的纽带给毁掉了”，使人们对赞美变得无动于衷，”而“科学修养”给“文人”带来的影响正好相反。

　　卢梭写到“任何一个热衷于发挥自己讨人喜欢的特长的人都渴望取悦他人、赢得他人的赞赏，他比任何人都更渴望引起他人羡慕。大众的喝彩属于他一个人：我要说为了得到这种喝彩，他愿意做任何事情，当然更愿意采用任何手段阻止对手取得成功。正是这种欲望一方面诞生了趣味和礼仪的精细高雅、卑鄙和下流的恭维，从长远看削弱灵魂和腐蚀心灵的迷人的、狡诈的、孩子气的性格；另一方面造成艺术家们相互之间的嫉妒、争斗、仇恨、口是心非、变节背叛、恶语中伤等最怯懦和最令人作呕的各种罪恶。”

　　卢梭在“第一论”中对那些渴望赢得“称赞”并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博取掌声的艺术家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特别关注这样一个人，此人“不幸生在那样一个民族和时代，那里专家学者的口吻和风格被轻浮少年的爱好所决定，这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他们的喜好和趣味也屈服于剥夺他们自由的暴君。”他认为这个艺术家“把自己的天才降低到时代的水平上，更愿意创作一些平庸的作品以便在活着时得到别人的羡慕，而不愿意创造出死后很久才被人发现和追捧的奇迹。”他在写序言时心里想的这个人就是伏尔泰，他就是在想着伏尔泰时说“为了同样的原因，那些当今充当自由思想家和哲学家的人如果处在天主教联盟时代也不过是个狂热分子而已。”

　　或许，卢梭对伏尔泰的指责是不公平的。他倾向于过分夸大这种影响。但人们很难否认他从知识分子群体中辨认出来的普遍习性。想想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一拨又一拨的时髦潮流的垄断地位。人们随便从图书馆书架上拿一本书读上一两段就能确切地知道该书写于什么时候，受到什么潮流的影响，这就足以说明潮流的影响有多大。在以成名成家为人生目标的时候，野心勃勃的学者几乎可以肯定会成为马屁精，肯定会牢牢地抓住能为他赢得赞美的人的口味和思想不放。当今时代，学者、作家、艺术家或许不再是有钱有势的贵族的食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有真正的自由。对鲜花和掌声的渴望往往促使他们拜倒在任何能带来荣誉的东西面前，而恭维讨好那些拥有强大影响和权力的魔鬼显然比直接讨好大众更容易一举成名。

　　作者简介：

　　保罗•拉赫（Paul A. Rahe），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历史系教授。最新著作是《柔性专制主义，民主的歧途》、《孟德斯鸠和自由的逻辑》（均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

　　译自：“The Intellectual as Courtier” By Paul A. Ra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