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金融灾难在去年夏天爆发以来，对大学来说，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正如从前没有把现金塞在床垫下的人感受到的一样。除了银行倒闭、汽车厂破产外，大学得到的捐款的大幅度下降也一直成为报纸的头版新闻，尤其是那些拥有巨额捐赠款的大学（哈佛在金融危机前的捐款达400亿美元）。去年，政客和专家学者都在抱怨这些学校没有获得预期的财富。今年，校友得到的是陷入困境的校长向他们保证母校会度过这场危机的邮件。

　　很多标题往往集中在机构投资的崩溃上，这实际上一直是引人注目的。没有人十分清楚到底损失了多少钱。耶鲁的首席投资经理大卫·史文森（David Swensen）的《基金管理创新：机构投资的非传统途径》被耶鲁投资委员会主席描述为“关于机构投资管理的最好的书”。在他的榜样带领下,捐赠基金经理一直把大量资金转移到非流动性资产比如私募股权合伙人,这通常要求定期输入新资本，其现有市场价值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评估的。这和其他形式的“机构投资非传统途径”(史文森在2000年首次出版和最近修订形式的再版副标题)在经济繁荣时期运转良好，能够获得两位数的回报。

　　如今，名牌大学报告说学校获得的捐款减少了20%以上，但有些信息灵通的观察家认为真实的数据是至少在有些地方下降幅度可能达到50%。一年前根本就不会考虑的行动如卖掉贬值严重的资产以便满足现金需要或者按惩罚性利息发行债券等都不再是闻所未闻的。在当今市场状况下，未来的卖家和借款者越来越难找到买家和贷款者。[1]

　　这次金融动荡对美国的大学真的意味着什么呢？这取决于你问的是谁，你谈论的是什么大学？财产受托人通常把开支局限在捐款的最近三年平均价的5%以下,这意味着在捐款收入是学校正常运行收入重要来源的大学里，资产评价上的下降将限制几年的可使用基金，即使市场比预料的提前恢复。比如哈佛35亿美元的年运行预算的三分之一以上来自捐款，因此面临几千万美元的赤字。

　　因为大多数美国大学的捐款不到哈佛捐款数量的1%，许多大学没有哈佛这种问题，但它们有其他问题。它们依靠的收入来源---学费收入（私立大学）和国家拨款（公立大学）以及每年的校友捐款（无论公立私立）也受到压力。人人都知道进入大学排行榜前列的竞争狂热，但实际上美国1500个私立大学中的大部分并不能吸引来比招收名额更多的申请者。相反，它们竭力要满足招生计划，尤其是当今经济困难中的家庭开始考虑相对便宜的公立大学的时候。[2]

　　私立大学流行的经济模式是相对富裕的学生比贫困生支付更多的钱，虽然即使那些支付全额标价(名牌大学里每年大约五万美元)的学生也不过是支付了他们教育总成本的不足三分之二，若包括教职工工资、食宿费、图书馆、卫生和运动服务的一定比例，以及经常性费用如电费、暖气、房屋维修费等。换句话说，美国私立大学（除了比如凤凰大学这样盈利性的大学外）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得到补贴的。

　　因为危机，在许多学生需要更多补贴时，大学提供补贴变得更困难了。在校生和未来的学生的经济需要变得越来越强烈，因为父母失掉工作，眼看着家庭财产缩水让他们无法偿还家庭抵押贷款, 这直到最近以前还是常见的资助孩子教育的工具。比如，在雪城大学（Syracuse），申请额外资助的学生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将近三分之一。很多私立大学面临招收更多缴纳至少大部分学费的学生，更少严重依赖经济资助的学生的压力。[3]

　　与此同时，从历史上看通过税收补贴而保持学费相对低廉的公立大学，这种经济模式也面临危险。这些大学在当前经济危机之前很久就已经看到政府“投资的大量缩减”了，正如彼得·萨克斯（Peter Sacks）在愤愤不平的、信息丰富的书《打破门槛：遭遇美国教育中的阶级壁垒》中指出的那样。弗吉尼亚大学现在从弗吉尼亚州得到的资金只占总数的8%，而在25年前这个比例是30%。在拥有长期的进步传统的威斯康星州，威斯康星大学从公共资金中得到的资金只有19%，10年前这个比例大概也在30%左右。为了弥补公共资金投入的减少，公立大学的学费一直比私立大学学费增加得更快，这种趋势至少在近期可能进一步加剧。[4]

　　这些是人们每天晚上看院长办公室出来的晚间新闻时都会听到的蹩脚的比喻：现在到了“勒紧腰带”和“关闭闸门”的时候的少数理由。不过，问题仍然存在：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学如何对付这些新情况？

　　2.

　　在开支一边，人们发现通常的策略是工资和招聘的冻结、通过裁员或者自然缩减降低职工人数、取消或者推迟建设项目。在市场进入自由落体后不久，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就宣布为了减少攀升的赤字，取消教员职工的强制性五天假日的工资。毕洛伊特学院（Beloit）上学期招收学生数没有达到预定目标，造成预计的学费收入缺口，因此裁员10%。在斯坦福大学（它的捐款收入仅次于哈佛和耶鲁，位居全国第三），早期的计划呼吁在未来两年里削减开支一亿美元，但教务长最近宣布这个削减任务必须在一年内达到。[5]

　　在收入一边，有些选择性的大学（申请者人数超过录取人数的大学）在增加能招收的本科生数量，以便获得额外的学费帮助缩小预算缺口。那些通常吸引非常多申请者的大学扩大招生规模或许不至于破坏其学术水平，虽然院长和校长感到苦恼，如果学校挑选性比值下降，它在重要的（荒唐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上的地位肯定下滑。而且，这种策略给现有的宿舍、教室、顾问增加压力，在面对萎缩的招聘市场和更长打工时间以便进入研究生学习或者筹集学费的时刻，越来越多学生开始求职或者向顾问寻求帮助。[6] 当然，靠建造更多宿舍或者聘用更多顾问（更不要说教师）作为回应就破坏了最初扩招学生的初衷了。

　　在选择性本来就不大的私立大学，扩大学生规模是非常让人怀疑的策略。它们的申请者总数在萎缩，因为家庭转向更容易承担得起的公立大学，尤其是社区大学，那里录取人数在增加，因为经济困难的学生选择上这样的大学，晚上上课或者兼职工作让他们能在白天工作或者住在家里。[7] 与此同时，失业的成年人转向社区学院，希望给自己充电，以便找到因缺乏所需技能而失去的工作。

　　结果，这些学院得对付过分拥挤的班级，课时负担本来就很重的老师任务更大，有时候能压垮人，他们的教学任务大，但收入和更有名气的大学的老师差远了。因为国家有法律限定班级规模，学生被关在希望上或者需要上的课程门外。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两年制的还是四年制的，几乎所有大学都越来越多地依靠兼职教师，他们工资低、福利很少或者没有。[8] 至于从图书管理员到门房等职工，则面临被裁减的危险，不管他们在什么大学工作。

　　总而言之，金融危机不仅威胁到教职工的生活，而且可能降低学生的大学经验。除了对庞大捐款的重大打击外，经济危机对在大学等级中地位越差的大学，造成的影响越大。比如，康涅狄格社区学院体系的管理者最近告诉老师们，州长提议的预算削减第一阶段将要求限制招生规模、减少图书馆和实验室的服务、取消顾问、辅导辅助和儿童照顾等服务。在西海岸，情况并没有好多少。圣荷西（San Jose）州立大学已经因为预算削减被迫拒绝了数千合格的申请者。这在其百年历史上还是第一次。[9]

　　多年来，我们见证的是贫穷和富裕大学的差距越来越大，公立大学的私有化，富裕大学的扩张性甚至疯狂的投资和消费，收益的诱惑似乎淹没了对风险的意识。现在我们见证了最脆弱、最易受伤的大学急剧缩减预算。高等教育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至少在目前，反映出的形象确实不漂亮。

　　3.

　　虽然如此，和在制造业或者服务业工作的那些美国人相比，在大学里工作的很多人基本上避免受到金融破坏的影响。对多数有终身教职的人来说，他们可能遭遇的最糟糕事情不过是工资停滞不涨或者推迟退休。对希望开始或者保持教师职业的研究生和年轻老师来说，情况就让人警惕了，因为推迟退休意味着更少的入门岗位和职称升级的机会。但如果我们从学术界内部的学生、教职工的麻烦上后退一步，就可以看到经济崩溃最让人担忧的影响：曾经希望上大学的许多年轻人将上不起大学了。

　　危机前，他们的机会已经在减少。在过去三十年里，美国从二战后扩大人们上大学机会的承诺中一再后退。从退伍军人法案（GI Bill）开始，二战后的头几十年看到联邦政府向老大学（美国标准）注入大量资金支持与国防有关的项目，不仅包括科学训练和研究，而且有语言和区域研究，还创建了许多新大学，著名的是旨在提供几乎普遍的高等教育的两年制社区学院。到20世纪最后25年，美国上大学年轻人的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

　　取得这种卓越的成就是靠独特的美国方式---私人和公共资金混合的途径。这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存在，自16世纪马萨诸塞常设法院（General Court）把公共运输工具（查尔斯镇轮渡）的收入转给哈佛学院,从公共财政中直接给院长开工资。私立学院公共补贴的这些早期例子---现在主要表现出学院的税收减免或者捐款者的税收扣除---等同于一种匹配的挑战，因为市民被期待以地方执政官为榜样向大学捐款。[10] 今天，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区别仍然是模糊的，作为“旗舰”的州立大学筹集了数十亿美元建立私人捐款基金。比如刚刚完成40亿酬款运动的密歇根大学就存在间歇性的“私有化”论调，支持者说它可以提高为密歇根居民打折的学费从而弥补公共资金的丧失。[11]

　　但对将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做出很大贡献的公共和私人的合作关系一直在分裂。在1976年，为低收入学生提供的联邦“佩尔奖学金”（Pell grants）占四年制州立大学平均费用的72%，到了2003年，“佩尔奖学金”只占成本的38%。与此同时，州政府的经济资助被越来越多地根据“美德”而不是需要来分配，这意味着奖学金越来越多地进入来自高收入家庭成绩好的学生，让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本应享受奖学金的学生上学无门。

　　2002年,一联邦顾问委员会发表报告，题目被适当地称为“空虚的承诺”，它估计全国有超过40万来自收入低于五万美元的家庭的学生达到了大学录取标准，但因为经济障碍无法进入四年制大学上学。这些学生中超过16万因为金钱原因没有上任何大学，甚至两年制大学。”两年后，一权威机构指出“成绩最差，社会经济地位最高的学生上大学的比例和成绩最好，最贫穷的学生上大学的比例相当”。[12] 简而言之，来自贫穷家庭的聪明和专心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和条件更好的家庭不专心的成绩差的学生上大学的比例相当。

　　这个事实是对美国宣称的才能和努力可以克服贫困和偏见而取得机会平等的国家的公开侮辱。今天，在年轻人（25-34岁）获得高等教育学位的比例方面，美国排名第10，和澳大利亚、西班牙、瑞典平行，落后于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比利时、冰岛、挪威、丹麦、法国。因为海外中学后教育常常比美国的强，美国人的比较教育成就很可能比该排名显示的更糟糕。在55-64岁的成年人中，大学毕业者的比例我们仍然是世界领先的，这说明过去三十年里许多国家超过了我们，而且总体上，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美国人比年老美国人更少些。[13]

　　危机前，全国性讨论似乎是围绕着这个让人担忧的趋势的。影响力很大的著名教育家如普林斯顿前校长和安德鲁·梅隆（Andrew W. Mellon）基金会主席威廉·博文（William G. Bowen）认为申请挑选性大学的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成绩优秀学生应该在录取竞争中得到“手指放在秤上”的优势，相当于校友子女、运动员、少数民族等已经享受的待遇。这类建议是对在大部分名牌大学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一直很少而且越来越少的事实的回应，这发生在大学财富空前增长的时期。[14]

　　直到最近，所谓的“加大的常春藤”（Ivy plus）学院，只有埃默里（Emory）和斯坦福表现出有资格享受佩尔奖学金资助的学生比例的增长，而这增长非常小，斯坦福0.5%，埃默里0.2%。哈佛和著名的文科学院史密斯（Smith）和阿默斯特（Amherst）一直试图扭转这种趋势。但现在金钱缺乏，这种努力是否持续下去仍有待观察。在捐款缩减之初，哈佛招生办已经宣布削减差旅费预算的一半，这意味着招生人员除了到通常的输送学校之外，将更少到其他高中招生。在发表这个声明时，哈佛炮制了“少就是多”的解释: “因为我们将用邮件和网络等更活跃的方式进行联系”，招生办主任说“我们相信效率会更高而不是更低”。"[15]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去年，在经济从悬崖上摔下来之前，哈佛和耶鲁（其他常春藤学校随后）宣布它们打算大幅度增加对学生的经济资助，从这个学年开始，给年收入达到20万美元的家庭的学生。考虑到新政策（哈佛最初估计每年超过二千万美元）的价格标签，常春藤联盟管理者或许在重新考虑了。当时有批评家就怀疑如果考虑到不那么富裕的家庭的更大需要，使用大学资源是否是最公平的做法。它不可避免地给不那么富裕的大学施加跟风的压力，减少相对富裕的候选学生的负担，使得学校无法为更需要资助的申请者提供足够的奖学金。独立学院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埃克曼（Richard Ekman）称这个新政策是“中上层阶级的赞助性行动”。哈佛前院长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纳闷为什么美国著名大学选择让“家庭收入最高的5%的学生每年的成本甚至不及购买一辆新豪华轿车成本的一半”。[16]

　　对有钱人优惠不仅仅是私立大学才有的态度。在公立大学，尤其是富家子弟很可能去的旗舰校园，资助体系也是递减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或者伯克利分校有资格得到国家补贴的学费标准不要求核查加州居民的家庭状况，结果造成公立学校老师的孩子可能和证券或者房地产律师的孩子支付一样多的学费。[17] 所有这些扭曲都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存在问题，问题出在最上层而不是最下层。

　　事实上，除了著名的例外如社区学院、历史上一直是黑人的学院、少数私立学院如肯塔基州的伯利亚学院（Berea）(伯利亚不收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的学费，但要求学生在校园工作)外，美国的学院最近都不是在减缓美国社会财富和机会的差距，而是让这个差距进一步恶化了。太多的学生高中毕业后不能持续接受教育，而那些进入大学校门的人大多进入资金不足，过分拥挤的学院。解剖学教育基金会（Lumina Foundation）元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学院开支趋势”中得出结论“高等教育正变得更加层级森严”，资源最少的学院---公立社区学院招生增加最多，因为越来越多的学生被“排挤出价格昂贵的大学”。

　　毫无疑问，美国大学教育人口的相对衰落可以归咎于K–12公立学校糟糕的教育质量，尤其是老城和农村地区的学校，对社会病理学家来说，年轻人，尤其是大大超过比例的少数民族学生没有做好上大学的准备或者对上大学不感兴趣。但有很多有才华有动机的年轻人仅仅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被排除在大学校门外，而我们没有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

　　4.

　　那么，怎么办呢？当然，因为在过去几个月里大学和家庭的说不出有多少亿的资产被蒸发掉了，这问题变得更加吓人。但有迹象显示政府和教育家们的创造性思考，有些建议是把减少教育机会的障碍作为国家利益的大问题来考虑。

　　一个途径是大幅度削减成本---任何一个在大学里呆过的人都同情大学的显著特征是浪费和惰性的观点。学院或许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占主导政治立场的地方，但在对待自身问题上大学是非常顽固和保守的。一旦确立了一个项目或者教授职务或者新的设施，再消除掉它就非常困难了。当今的金融冲击或许是有利的，如果它们激发人们严肃评估大学里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的话。

　　但是削减开支的冲动也可能带来危险。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把传统的四年制学院改为三年，这个观点受到参议员拉马尔·亚历山大（Lamar Alexander）的鼓励。他曾经担任教育部部长和田纳西大学校长。大学里很多时间给浪费了，学生期待漫长的假期，尤其是对那些富家子弟来说是季节循环要求年轻人回家帮助收割或者种植庄稼的时代的无政府主义残余。

　　但是，美国人的学院观念一直创造了在专业学习之前或者在专业学习的同时进行自由教育或者通识教育的空间。取消一年将意味着那些本来已经面临掌握市场所需技能的巨大压力的学生更没有时间思考历史、社会、以及位于自由教育核心的其他更宽泛问题。尽管三年制学士学位的想法在美国得到支持，其他国家的教育者正在朝相反的方向前进：比如香港正在把大学教育从三年制延长到四年，以便为按照哥伦比亚大学或者芝加哥大学这样的美国模式的人文科学必修功课留出时间。[18]

　　比三年制学院更有前途的观念是体现在“刺激方案”最后版本中的增加对学生的资助，这是参众两院妥协的结果，奥巴马总统在2月17日签署后成为法律。该法案包括扩大为支付学费的贷款以及增加“佩尔奖学金”项目的资金。而且总统和教育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正在推动让“佩尔奖学金”成为真正的补贴，也就是说是个像社会保障或者医疗保险（Medicare）模式的项目，国会被迫维持并根据通货膨胀因素每年进行调整的项目。刺激方案也包括为职业培训项目提供的大量新资金，这些项目提供社区学院学生可以拿来当作学费使用的教育券。[19]

　　在政府内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整个金融救济体制必须得到全面检查，它在贫穷学生和大学之间设置的障碍并不总是简单地归结为钱的问题。教育部使用的联邦学生助学金自由申请表（FAFSA）非常繁琐复杂让人讨厌和恐怖，它们让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望而生畏，不敢去申请。这种家庭的孩子不大可能接受通过借债延期支付教育费用的概念，他们很可能在高中忙于繁重的功课，那些培训不足的学院顾问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专业知识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20]

　　或许对当前这些问题的最根本回应是去年秋天由Spencer基金会、解剖学教育基金会、大学理事会（the College Board）联合发布的报告，题目是“兑现承诺：改革联邦学生资助的建议”。报告的作者呼吁取消联邦学生助学金自由申请表，让国内收入局（IRS）直接向教育部通报经济信息，这样可以切掉要求家庭填报众多表格来决定是否有资格获得联邦资助的全部要求。相反，每个有资格得到佩尔奖学金资助的家庭自动收到邮件通知，告诉你政府能够给大学成本多少的补贴。该报告还呼吁改变贷款项目以便根据大学毕业后收入的刻度尺偿还因支付教育费而形成的债务，或许最重要的是，它要求联邦项目为有孩子到了上大学时间的低收入家庭建立教育储蓄账户。

　　这些不是乌托邦式建议。[21] 它们也不是从根本上敌视现行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私立、公立，大小、寄宿走读、宗教世俗、盈利性非盈利性的混合。不管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增强措施还是政策分析家提出的建议都不能消除，实际上根本无法改变试图通过公共社区学院寻求在中产阶级生活找到立足点和学生在大三到海外学习的私立大学学生的巨大差别。正如米切尔·斯蒂文斯（Mitchell Stevens）在他的书《创造一个阶级》中把海外学习比作19世纪富家子弟到欧洲学习社交礼仪的“大游学”（grand tour）。[22]

　　5.

　　几个月前，我应邀到一个社区学院讲学，这是新英格兰南部从前非常繁荣现在开始衰落的海滨小镇。我演讲的题目亚伯拉罕·林肯，我不知道学生有多大的兴趣，许多学生是少数民族、或新移民或生活艰难的蓝领家庭的孩子。甚至在一年前，我还怀疑像林肯这样的题目是否能吸引学生。但这个讲座的结果出人意外，参加的学生很多，而且听讲非常认真。我感受到我们选出第一个非洲裔总统、他经常提到林肯的祷文，他自己对于美国理想的批评性追求等都鼓励了这些学生—或许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充满希望地看待自己的生活变化，并对自己成年的国家表现出真正的兴趣。

　　那些提问题的学生，从来自印度西部的移民到本土的新英格兰人都非常敏锐地认识到林肯必须协调的矛盾斗争，如协调他个人对奴隶制的敌意和他行政责任的强迫性限制的矛盾，他对种族平等问题的观点的变化，以及最重要的，他捍卫和扩大机会平等作为美国基本诺言的努力。当我大声读出林肯的话“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提高人的生活条件，搬走所有人肩膀上的人为负担，扫清所有人在值得称赞的追求道路上的障碍，让所有人在生活的竞赛中都有公平的机会和一个不受限制的开端，” 很多人点头，不是瞌睡前的那种，而是表达赞同的点头。[23]

　　那天我离开的时候，学院正面临严重的预算削减，我痛苦地感受到燃起的希望和机会的减少的割裂。我意识到我们这个国家拥有等级森严的教育体制，其中“美德”是无所不在的口号，而机会的悬殊常常是残酷的现实。即使我们尽最大努力，这个事实也不可能在任何可见的将来得到根本改变。确实，经济危机让这个改变变得更加困难。但当我们考虑肯定依赖受教育公民的国家未来时，我们牢记在经济繁荣时往往没有实行而现在无法否认和非常紧迫的事，这一点尤其重要。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225年前曾经非常精炼地指出“全体国民必须担负起全体人民的教育责任，必须愿意承担教育的费用。”[24]

　　— 2009年4月15日

　　注释：

　　[1]关于哈佛的溃败，请参阅Bernard Condon and Nathan Vardi, "哈佛：金融危机的内幕故事" Forbes, March 16, 2009; and Steven M. Davidoff, "哈佛：私有股票和教育泡沫" DealBook, nytimes.com, March 3, 2009.关于捐款管理的更笼统批评和报道，请参阅Jim Wolfston, "新捐款投资组合The New Endowment Portfolio,"www.InsideHigherEd.com, April 9, 2009.

　　投资策略从传统的股票债券组合转变的一个措施是大学直接或者间接地成为骗局的受害者，包括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的庞氏骗局。耶什华大学（Yeshiva）最初报告说从委托给麦道夫的资金中损失超过一亿美元，后来宣布那个数字是“虚假的”收益，把预测向下修改为最初的投资额大概1450万美元。塔夫斯大学（Tufts）和纽约大学计算出他们各损失2000万美元左右，纽约大学已经起诉把资金投入麦道夫的项目经理。

　　支持麻省理工学院脑科学研究和哈佛糖尿病研究的皮考尔基金会（Picower）已经停止拨款，因为它的大部分资产都已经蒸发，“公正、平等、人的尊严、宽容”JEHT基金会支持的一些人权项目已经被缩减或者取消。匹兹堡大学和卡耐基梅隆大学已经分别损失了6500万美元和4900万美元，它们都投资到“西山脊”资产管理公司（Westridge Capital Management）其高级经理最近被涉嫌诈骗而被捕。

　　请参阅Bill Schackner, "关于匹兹堡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基金管理的问题依然存在," Pittsburgh Post-Gazette, March 8, 2009.关于麦道夫的大学受害者情况，请参阅Javier C. Hernandez, "被麦道夫出卖, 耶什华大学增添一个教训"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2, 2008; Tracy Jan, " 在麦道夫骗局中塔夫斯损失2000万美元”  The Boston Globe, December 20, 2008; Nathan Koppel, "基金经理被命令不准销毁麦道夫文件"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5, 2008; June Q. Wu, "麦道夫骗局击中哈佛医学院奖学金" The Harvard Crimson, December 21, 2008; Jillian Wagner, "伦理学中心不愿意得到400k," The Justice (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学生报纸), January 13, 2009.

　　[2]Lisa W. Foderaro, "被普遍看好的公立学院吸引大量寻求便宜货的人"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 2009.

　　[3]关于雪城大学,请参阅David Moltz, "要么交出来，要么感到愧疚"www.InsideHigherEd.com, December 10, 2008. 偏离其完全“不看需要”的录取政策，塔夫斯大学已经被迫考虑申请者经济能力作为录取与否的一个因素，对于明年新生中的5%学生来说，请参阅 Scott Jaschik, "从“不看需求”的立场后退”InsideHigherEd.com, April 6, 2009.

　　[4]比如，马萨诸塞大学的受托人已经批准了下学年学费增加1500美元，和今年相比增加了15%（9,548美元提高到 11,048美元)。包括杂费、住宿等的总成本已经接近2万美元。请参阅 Tony Dobrowolski, "马萨诸塞大学学生看到学费大幅度上涨" The Berkshire Eagle, March 1, 2009.

　　[5]关于Clemson and Beloit, 请参阅Gabriela Montell, "削减、削减、再削减"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November 13, 2008; 关于斯坦福，请参阅Jack Stripling, "恍然大悟" Inside HigherEd.com, March 10, 2009.

　　[6]请参阅《美国大学心理健康保障报告：集中在焦虑症》这是美国焦虑症协会2007年发布的报告,网址www.adaa.org; and Steven Bushong, "调查发现，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仍然人员不足，虽然需求量大"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March 10, 2009.

　　[7]甚至名牌文科学院的申请者数量也下降了。参阅Janet Frankston Lorin, "随着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的申请者下降20%" Bloomberg.com, March 10, 2009.

　　[8]大部分兼职教师，很少有机会获得成为专职教师的机会，甚至没有作为大学正式教师的试用期地位。因为工资低，许多人只好同时在几个学校兼课，虽然他们常常是有才华的，尽职的，但是有充分证据说明当兼职老师增加后，学生的功课下降。请参阅 Peter Schmidt, "使用兼职老师和学生成绩差联系在一起"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November 14, 2008.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新预算不允许按要求满足充分数量的讨论会,学院去年秋天投票废除了文理科所有学生都必须至少参加一个讨论会的要求:请参阅 Caitlin Moran,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领导投票暂停讨论会要求"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November 6, 2008.

　　[9]Lisa M. Krieger, "圣何西州立大学拒绝了4400名未来的新生" MercuryNews.com, March 25, 2009.

　　[10]Cotton Mather,见Richard Hofstadter and Wilson Smith 主编《美国高等教育：文献历史》(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1), Vol. 1, p. 16; Margery Foster, 《从小的开头出来：清教徒时期哈佛学院经济史》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05.

　　[11]Dave Gershman, "立法研究小组探索密歇根大学私有化的想法" Ann Arbor News, December 18, 2008.

　　[12]Donald E. Heller 引用在Paul Attewell and Davd E. Lavin主编《高等教育为弱势群体还清几代人的债么》(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7), p. 199; Donald E. Heller, "一个大胆的建议：不花更多钱让更多人上大学" Crosstalk, Fall 2004; and Brian K. Fitzgerald and Jennifer A. Delaney, "美国的教育机会" ，见Donald E. Heller编的《上学的条件：低收入家庭学生的高等教育》(ACE/Praeger, 2002).

　　[1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收集到的最新数据被总结在Lumina Foundation基金会在2009年2月发布的报告中。"强大的高等教育才能产生强大的国家" 网址www.luminafoundation.org.关于对这些数据的批评，请参阅 Clifford Adelman, "国际对比的宣传伎俩" InsideHigher Ed.com, December 15, 2008. 比如，Adelman怀疑3亿一千万多样化的美国人口和5400万丹麦人进行对比能够令人信服地说明美国的相对衰落。

　　[14]尽管捐款迅速增加，排名靠前的大学和学院在招收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方面效果令人失望" The Journal of Blacks in Higher Education, Autumn 2007.

　　[15]Jillian K. Kushner, "招生办削减旅行预算," The Harvard Crimson, March 3, 2009.

　　[16]Richard Ekman, "搭车上学？具有挑战性的期待关于谁应该为上大学付钱的众矢之的" University Business, April 2008; Theda Skocpol and Suzanne Mettler, "返回学校" Democracy, Fall 2008. 关于笔者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请参阅 "让人沮丧的常春藤" (与同事Roger Lehecka合著),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2, 2008.

　　[17]Thomas J. Kane, 《录取的代价：对美国人上大学的反思》(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9), p. 132. 关于成本的信息和加州公共教育体制以需求为中心的经济资助信息，请参阅 Robert J. Birgenau, Mark G. Yudof, and Christopher F. Edley Jr., "公立大学的挑战"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Winter 2009, p. 37.

　　[18]参阅George Keller, "为什么学院应该颁发三年制文凭？"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November 14, 2008; and Scott Jaschik, "关于三年制学位的议论和猜测"www.InsideHigherEd.com, February 17, 2009. 关于香港改革，请参阅Mara Hvistendhal, "他们在香港工作"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pril 3, 2009.

　　[19]Megan Eckstein, "社区学院把刺激方案看作学生的财源"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February 17, 2009.

　　[20]参阅Christopher Avery and Thomas J. Kane, "学生对学院机会的看法：波士顿教练项目" 见Caroline M. Hoxby编《选择大学：去哪里？什么时候去？如何付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有些私人慈善机构包括如Jack Kent Cooke基金会、the Lenfest基金会 、纽约时报公司基金会已经在做值得称赞的工作，辨认和指导低收入学生,帮助他们进入大学和度过大学时光。

　　[21]关于是乌托邦式的建议，虽然也是值得钦佩的理想，请参阅 Joseph A. Soares, 《特权的力量：耶鲁和美国名牌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97. Soares建议“名牌大学应该目标为最初的目标是招收的全体学生中至少有25%来自社会经济地位最底层的学生。"

　　[22]Stevens的书提供了细节，说明为什么“到了中上层阶级17岁孩子写申请的时候，进入名牌大学的竞争大部分已经结束了，他们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人了”的很多理由。

　　[23]林肯1861年7月4日的国会讲话。

　　[24]John Adams to John Jebb, Septem-ber 10, 1785, quoted in The Adams-Jefferson Letters, edited by Lester J. Cappon (Simon and Schuster, 1959), p. 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