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相承，以孝治天下。此事没有引起后世史家关注，许多史书上提都不提，远不如清谈玄言那样引来议论纷纷。看来既非特点，又无成效，与天下治乱几乎无关。这是倡导者始料不及的。
        鲁迅指出：“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这是一针见血之论。“以孝治天下”这一思想政策的基础便是虚伪的，其无助于治国，固宜。
        但决不是在当时毫无影响。我们有一条传统的老规矩：大家明知是演戏，当不得真的，却必须一本正经地演下去。翻开两晋史籍，可知当时这出戏谈得煞有介事，造成了一定的气候。
        首先是孝子似乎甚多。《晋书•孝友传》载孝子14人，不算多；而列传所载，称“性至孝”“居丧以孝闻”者，笔者略计有55人，超过《孝友传》三倍。后世列入“二十四孝”的王祥，是晋武帝的元老重臣。脍炙人口的李密《陈情表》，更以其纯孝至情感动了后代无数读书人。以“酌贪泉而觉爽”著名的吴隐之，也是位大孝子。他在后丧期间只吃点咸菜下饭，咸菜的味道吃起来特美(那是当然的)；他就连咸菜也扔掉了。殷仲堪瞎了一只眼，是他大孝的光荣标志，《晋书》本传：“父病积年，仲堪衣不解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执药挥泪，遂眇一目。”文学家庾阐守孝更艰苦：他母亲和哥哥在项城，石勒破城时都遇难而死，“阐不栉沐，不婚宦，绝酒肉，垂二十年。”这么多年不梳头不洗发，真够受的。
        孝既是朝廷倡导的道德规范，不孝当然成了严重的罪行。《世说•赏誉》注引陈留董仲道日；“每见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赦，孙杀王父母、子杀父母，不赦，以为王法所不容也。”可见晋时不孝之罪甚于谋反，可谓重矣。
        因此，要整倒一个人，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扣他一顶“不孝”的大帽子。魏时孔融、嵇康被杀，表面的罪状都是“不孝”。晋明帝司马绍为太子时，王敦看此人颇有才能，继位后会碍自己的手脚，“欲诬以不孝而废焉”。后来谎言被温峤当众戳穿，此事未行。
        要搞臭敌人，必揭发其不孝之罪。陶侃平杜弢，与杜的部将王贡对阵，陶向他喊话：“杜弢为益州吏，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也?”吵起架来互相揭短，也少不了揭发不孝。河南尹庾纯与司空贾充在宴会上争吵起来，贾骂庾：“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庾反骂：“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父老不归供养”属于不孝，因为按周礼规定：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此即“三王养老之制”。
        孝的道德约束力量达到了如此强度，连以破坏礼法、放诞不羁著称的名士胡母辅之、谢鲲等人，可以散发裸裎，可以调戏妇女，但没有一个负“不孝”之累。
        综上可见，“以孝治天下”确实造成了一定的气候。
        为贯彻“以孝治天下”的方针，两晋统治者有不少动作。
        太始四年六月丙申，武帝有诏：“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皇帝还亲自讲《孝经》，《穆帝纪》：“永和十二年二月辛丑，帝讲《孝经》。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孝武帝纪》：“宁康三年九月，帝讲《孝经》。”《车胤传》：“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眈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杨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可见这个活动相当隆重。
        朝廷议礼，特别是丧礼，更为频繁，《晋书礼志》有集中的记载，散见于诸传者亦多。因丧礼与孝道直接相关，故十分重视。“梁州刺史杨欣有姊丧，未经旬，车骑长史韩预强聘其女为妻。(张)辅为中正，贬预以清风俗。”(张辅传)有的问题处理过严，到了苛刻、迂腐的地步。司马睿为丞相时，“庐江太守梁龛明日当除妇服，今日请客奏伎。丞相长史周频等三十余人同会。”这个宴会迟一天举办就没事了，现在提早一天，论起来还在妇服期内，就违反了礼制。以“刻碎”著称的丞相司直刘隗，居然提出弹劾；丞相作出处理：梁龛免官、削爵；参加“非礼”宴会的周颉等三十余人都夺俸一月(《刘隗传》)。
        相当有力的一项措施是中正把关，即所谓“乡邑清议”。士人入仕必先经中正评品，如果有不孝的污点，中正这一关就通不过。《世说•任诞》注：“(阮)简亦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如此特殊的情况下吃了一点肉羹，因在父丧期内，就被中正卡住，近三十年不得叙用。《三国志》作者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阎缵是位忠直之士，少时父亲去世，继母诬陷他盗窃了父亲遗留的金宝，告到官府，遂“被清议十余年”。此类事例还有王式、周勰等。中正把关，可以说是晋朝贯彻以孝治天下的组织措施。
        然而司马氏办事仍难免棘手，因为碰上了孝与忠的矛盾。
        魏晋君王背叛了各自的主子，做了主子之后却很需要臣民对自己的忠诚。羞于言忠而倡孝，其本意在求孝与忠的一致：“求忠臣必于孝子”，“资于事父以事君”。武帝时刘斌论曰：“为臣者必以义断其恩，为子也必以情割其义。在朝则从君之命，在家则随父之制，然后君父两济，忠孝各序”(《晋书•庾纯传》)。
        谈起来可以一致，行起来却难以两全。周处慨叹；“忠孝之道，安得两全?既辞亲事君，父母复安得而子乎?”
        温峤就是让皇帝难以处理的典型一例。二京沦陷，司马睿镇江左。刘琨在河朔拥戴司马睿称帝，派温峤奉表劝进，出使江南。这对元帝是大忠。而温峤的老母拽住儿子不让走，温峤只好挣断衣袖毅然离去。这就违忤了母命，不孝。中正坚决把关，“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而温峤效忠朝廷，屡建大功，不升官又不行，怎么办呢?皇帝只好“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每爵，皆发诏”(《世说•尤悔篇》)。
        温峤是忠而不孝；有个沈劲，则是孝而不忠。沈劲之父沈充是王敦党羽，是叛臣。沈充是被吴儒抓住杀掉的，吴儒应是忠臣。沈劲却要做孝子，为父报仇，“竟灭吴氏”。沈劲为叛臣而杀忠臣，理应是叛臣，却因为符合孝道，竟得到肯定。
        既然以孝为重，不忠无损大节，于是我们惊讶地看到：《孝友传》中的刘殷、王延，都背晋事敌，做了刘聪的高官，仍名列青史。望族名门之士清河崔悦、颖川苟绰、河东裴宪、北地傅畅、范阳卢谌，“俱显于石氏”，做了后赵的官。刘暾是西晋名臣刘毅之子，官司隶校尉，“正直有父风”；而当刘渊部将王弥攻陷洛阳，他立即为王弥效劳。更荒唐的是王育、韦忠、刘敏元都背晋投敌，却因忠于顶头上司或救助乡亲的义气，而仍在《忠义传》中立传。“板荡识忠臣”，晋朝“板荡”可谓极矣，而背思忘义之徒不可胜数。司马氏轻忠而重孝，难免自食苦果。
        又何况司马氏倡孝道又是那么虚伪!看看皇室的所作所为，他们做出了孝的榜样吗?否!他们做了不孝的坏榜样。八王之乱中互相残杀，是兄弟相杀，叔侄相杀，祖孙相杀。按前引董仲道之言，他们犯的是万恶不赦的罪行。怀帝司马炽被俘后，刘聪当面问他；“卿家骨肉相残，何其甚也?”司马炽只好回答：“为陛下自相驱除”。对于以孝治天下的司马氏，这真是锥心的讽刺。
        倡孝的虚伪性还表现在欺软怕硬，自相矛盾。上引阮简父丧中食肉，废顿近三十年。阮简是阮籍的侄孙。当年阮籍居母丧时在司马昭座上公开饮酒食肉，司隶校尉何曾对司马昭说：“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司马昭却说：“此子赢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晋书•何曾传》)阮简没了保护伞，只得挨整了。
        居丧是不能作乐的。明帝刚死，国丧未期，尚书梅陶私奏女伎，遭到御史中丞钟雅的弹劾。而到谢安执政，“期丧不废乐。王坦之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为什么无人弹劾?因为谢安已登台辅，位尊权大，没人敢碰了。
       上文说过《晋书》列传中有孝子55人，其中恐亦有假。《晋书•孝友传》序云：“晋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虽百六之灾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犹为继踵。”这话显示，修撰《晋书》的初唐史家，觉得晋代孝悌名流不够多。相比之下，《南齐书•孝义传》16人，《梁书•孝行传》16人，晋朝百年，14人确实少了点儿。当然，体例有关，不能说《孝友传》外无孝子；但传外诸传中55人以孝闻，必有谀词。特别是地位显赫而又仅仅“居丧以孝闻”的诸公。如高密王司马泰、新野王司马歆、贾充、陆晔等，实际上恐难称孝子，顶多说得过去而已。朝廷重孝，写上这么一笔，显得好看。沈约《宋书•孝义传》赞云：“汉世士务治身，故忠孝成俗，至采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这是隔代史家较客观的评论，可见晋代孝子不多，才是实情。
        那么，“中正把关”又当如何评断呢?
        说中正不把关，不符合事实；只是怎样把关，颇有奥妙。透露这奥妙的典型事例，是曹魏末年司马昭挂着相国头衔做皇帝时，他的世子司马炎需要办一下乡邑评品的手续。此事使司州大中正很伤脑筋。给司马炎评几品，无须讨论；烦心的是如果全州只评司马炎一个上上品，未免太暴露}而要找个可以跟他并肩同等的人，又有谁敢当得起?结果全州十二郡的中正共同计议，推举郑默出来“陪品”。司马昭还特地致书郑默之父郑袤，说：“小儿得厕贤子之流，愧有窃贤之累！”(《郑默传》)这话说得真有技巧，应收入权术教科书。
        此后二十多年，武帝太康初，刘毅上书揭露九品中正之弊，有云：“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用心百态，求者万端。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况今九品，所疏削其长，所亲则饰其短，徒结白论，以为虚誉。”可见其时的中正，已经既不“中”，也不“正”了。上述阮简之例，可见一斑。
        千载之后，赵翼在《甘二史札记》中论九品中正，有“法立弊生”之语。原来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不管多高的标准，多严的要求，只要权势一介入，无不通过。而到了这种地步，这个制度的生命力也就完了。
        演戏终归是演戏。晋朝以孝治天下这出戏，当时纵有一定影响，却终未能治天下。人民的命运，历史的命运，从来不是演戏可以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