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
Spinoza出生于1632年11月24日，与John Locke（1632-1704）同年出生。生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起名Baruch,巴鲁赫。他上一代经由葡萄牙迁徙到尼德兰，在尼德兰，犹太人逃脱了迫害，享有相对的自由; 包括斯氏的父亲在内的许多犹太人活跃在荷兰的商业界。从当时整个欧洲的政治环境来说，都不是特别自由。但是荷兰相对而言是个开明民主的地方，象笛卡尔（Descartes）就在1629年从法国移居荷兰，从事学术研究。而洛克（John Locke）也曾到荷兰政治避难（1684-1688），这当然源于辉格党（Whig）领袖夏夫兹伯里（Shaftesbury）的倒台。当然，当英国光荣革命胜利之后，洛克也就以英雄的身份回到英国。斯宾诺莎在成长过程中说的是西班牙语，后来学了希伯莱语（Hebrew）；由于生活在阿姆斯特丹，他又学会了荷兰语，二十多岁时，他精通了拉丁语(Latin)。他的哲学著作最初几乎都是用拉丁语写成的。
斯氏七岁时进入一家犹太教的十年制学校学习，学习希伯莱文和犹太法典(Talmud)。后来他离开学校，十四岁时师从于进步学者恩顿学习拉丁语（Latin），初步了解了当时的科学与医学。而十七岁时，他哥哥去世，他接替了哥哥的工作开始务商，同时，他还自修哲学和自然科学，广泛阅读了布鲁诺(Bruno)、培根(Bacon)，霍布斯（Hobbes），笛卡尔等人的著作。于是，他渐渐地对神学(theology)失去了兴趣，偏爱哲学和自然科学。他很少参加宗教仪式，经常宣传自由思想，反对犹太教的教义。比如，他说，神就是自然，灵魂就是呼吸，随肉体的死亡而死亡。天使不过是人心中的幻想。他这些出格的言行令教士们大为头痛，于是他们决定威逼利诱他。他们答应每年给他金币一千盾，要他安分守己地和他们在一起。可斯氏似乎并不感冒。于是1656年，教会决定开除他的教籍，这意味着他被禁止与任何犹太人进行联系，其他犹太人也被禁止与他来往或阅读他的著作。同时教会要求市政当局把他驱逐出城市。[关于斯氏为什么被认为犯下了值得永久开除教籍的行为，一个解释是犹太教当局恐怕冒犯了荷兰，以便在较大的范围内保护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居住地。以这个方式来看，开除斯氏教籍是从犹太团体中分离出某个人的一种方法，这个人的思想在基督教看来是危险的异端。然而，耶美雅赫·约维里（Yirmiyahu Yovel）指出，斯氏被开除教籍的时候，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的处境是相对安全的。他的解释是，使新来到的马拉诺（Marrano,指中世纪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境内被迫改信基督教而暗地依然信奉原来宗教的犹太人或摩尔人）与犹太文化融为一体是犹太教当局的一个持久任务，阿姆斯特丹犹太团体的领导者看到斯氏的观点和行为对于它们的团体存续是一个威胁，因为他的观点和行为有损害宗教权威和文化传统的倾向。卢卡斯对于反对斯氏的的叙述也倾向于支持这个解释。]
于是他被迫到了莱顿（Leyden）附近的莱茵斯堡(Rijinsburg)，过着平静的生活。在莱茵斯堡期间，据说他写了《知性改进论》（未完成）、《神、人及其幸福简论》、《笛卡尔哲学原理》以及他的主要著作《伦理学》(Ethics)的第一部分手稿。他在笛卡尔哲学上所做的工作，起初都是为了教授他个人的一个学生，但是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把它加以扩展，并于1663年出版，这是斯氏生前唯一的一部以他自己的名字出版的著作。
从1663年起，他先住在海牙Hague附近的一个小村福尔堡（Voorburg），他被引见给荷兰省（Holland）的省长詹·德·维特(Jan De Witt)。1665年6月，《伦理学》第三、四部分的草稿也接近完成。但是由于明显受到当时政治事件的刺激，以及他与这些事件的密切联系在这里，斯氏把《伦理学》放在一边，全力写作《神学政治论》。政府中心位于海牙的荷兰（Dutch）共和国是由七个省组成的松散联邦，其中最富有也最有影响力的是荷兰省。德·维特支持宗教宽容和言论自由，遭到卡尔文教派的牧师和其它想建立国教的人们的反对，他们支持奥伦治（Orange）公爵。这两派之间的斗争，因为荷兰在英国与瑞典战争（1665-1667）及后来的英国与法国战争中的挫折而变得复杂。斯氏是德·维特的朋友和支持者。在信中，斯氏宣称他写作《神学政治论》的目的是为了表明神学家的偏见，为他自己被指控为无神论进行辩护，捍卫哲学思考的自由和表达个人思想的自由。1670年，当他出版这部书的时候，形势已经变得相当危险，尽管在德·维特的保护之下，他也不得不采取匿名的方式。
1670年，他搬到了海牙，以磨制光学镜片（grind lense）为生，从事光学研究，继续他的《伦理学》写作。两年后，一支超过十万人的法国军队侵入尼德兰，人们因为荷兰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而指责德·维特，指望奥伦治公爵拯救国家。当德·维特去海牙监狱去看他的兄弟葛尼利斯（Cornelius）时，一伙暴徒冲了进来，杀害了二人。斯氏听到这个消息后，泪如雨下。他写了一个布告，谴责这个行为，并打算把它张贴出来。然而，他的房东发现了这个危险的举动，把它锁在了屋里，因此而使他免于遭到暴徒的攻击。
生活中的小例子：他有许多朋友，还有有势力的保护人。他多次谢绝了有钱朋友的大笔馈赠。当时他的一位早逝的学生和朋友西蒙·德·伏里斯（Simon De Vries）曾打算指定他为财产继承人，他婉言拒绝了，后来伏里斯把财产留给了弟弟，还要求弟弟每年给斯氏一年500弗洛林，而斯氏在盛情难却的情况下，只收了300弗洛林。斯氏有好多好友，如梅耶尔，巴林等，他们大多是商人、医生，而且是比较激进的社友会成员（社友会：Collegiant,荷兰新教派，是阿明尼乌斯-明诺派的一个分支，成立于1619年。它是当时荷兰比较激进的一个新基督，其教义很接近于中世纪再洗礼派。）他们坚决反对加尔文教派的不容异己的宗教门户政策，在政治理想上带有朦胧的乌托邦色彩，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建立了一个以斯宾诺莎为中心的哲学小组，即使斯氏在被逐出犹太教会后，他们仍与他保持亲密的友谊，斯氏一生受惠于他们颇多，不仅在生活上得到他们的资助，而且他的著作（不论生前生后）都是在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下才得以问世的。正如斯氏最早的传记家卢卡斯(J.M.Lucas)所说：“我们的时代是文明的，但并非因此对待伟大人物就比较公正。虽然我们时代的最可贵的文明都归功于这些伟大人物，并从而幸运地获得好处，但是，或来自妒忌，或来自无知，我们这个时代竟不允许任何人来赞美他们。使人惊奇的是，一个人为了给这些伟人作传，他自己不得不躲藏起来，好像他是在从事犯罪活动似的。”可以想见，当时一些微斯氏的亲密朋友在阿姆斯特丹社友会孤儿院里筹备出版斯氏遗著，是冒着多大的风险。
还有巴拉丁选帝侯卡尔·路德维希（Carl Ludwig），也曾邀请他到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教授，允许他自由讲学，自由著述。因为选帝侯相信他不会滥用这里种自由去触犯大家所信奉的宗教。但是斯氏还是拒绝了，因为他不知道应当把那种哲学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之内，才不至于被认为触犯大家所信奉的宗教。也正是如此，斯氏去世后，在他的朋友的努力下，他的全集才得以出版，而由于他与海德堡大学的渊源，该大学后来授权出版了《斯宾诺莎全集》。
历史上最为奇特的是莱布尼茨(Leibniz)与斯宾诺莎之间的关系，从莱氏写给斯氏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莱氏对斯氏是非常尊敬的。1676年莱氏还专程到海牙看望斯氏，并且同他作了很长时间的学术讨论，临别时还带走一部《伦理学》手稿，可是在斯氏死后，莱氏却闭口不提他同斯氏的关系，并且曾经还为他的名字出现在斯氏《遗著》书信集里而感到很恼火，这除了害怕受斯氏“恶名”影响外，可能莱氏本人的庸人气息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惠更斯（Huygens），波义耳（Boyle）等都与他有哲学通信和交往。他在欧洲声名远播。
他留在了荷兰，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斯氏完成了他的《伦理学》，并写作政治论著和希伯莱语法。这时，有关《伦理学》即将出版的谣言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不得不无限期地推迟《伦理学》的出版。1677年2月21日他死于肺结核（consumption）宿疾。享年45岁。他去世后，《伦理学》在《遗著集》（Opera Postuma）中出版，一同出版的还有《知性改进论》（未完成）、《政治论》（未完成）、《希伯莱语法》以及他的一些书信。
另外可以提到的是，卡夫卡和他也有相似之处，卡夫卡也是出生于犹太商人家庭，后来亦死于肺结核宿疾，享年41岁。伟人似乎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另外，《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亦是死于肺疾，享年不到45岁。
总的来说，斯氏引起了犹太教士们很大的仇恨，基督教神学家对他的仇恨更大。这首先是由于他的《神学政治论》，当然也是和他的哲学观点分不开的。在他的早期传记作者之一，与卢卡斯齐名的柯勒鲁斯（Colerus）写的一本斯氏传记中，非常痛恨斯氏。不过他还是对斯氏的情况做了非常确切的报道。他在斯氏的画像下面写着：“面带愁容的受谴责的形象”，而黑格尔（Hegel）则评价道：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的忧郁面貌，而且温和善良，他诚然受到谴责，但并不是受一种消极的非难，而是受舆论的积极非难。这种非难是出于人们的错误和毫无头脑的激情。”
（二）著作
1663年，《笛卡尔哲学原理》；1670年，《神学政治论》。1677年《理智改进论》、《伦理学》。在他生前只公开出版了前两本，《神学政治论》还是匿名出版的。1677年，他的朋友把这些著作收集到《斯宾诺莎全集》中，才得以出版。
关于《神学政治论》：
1670年，斯氏匿名出版了《神学政治论》，对基督教的典籍《圣经》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和研究。
首先，《圣经》是由不同时期、许多不同的作者所写成的作品组成的，因此，要根据《圣经》的历史来研究《圣经》。
其次，研究《圣经》的本意，必须把它的原文希伯莱和现代语言相比较，必须研究它的各篇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作者的生平和写作意图，还要了解《圣经》各篇是怎样合二为一的。
通过这样的研究，他指出，圣经中有许多年代不准确、事实不可靠，语句有矛盾，以此揭示教会对圣经的吹捧和歪曲，指出许多解释都是违背原意的捏造。他指出宗教是如君主奴役人民的工具，不仅仅沉重打击了荷兰的宗教神学，而且为以后思想家对圣经的批判开辟了道路。在当时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但是，他又认为，虽然宗教源于无知、恐惧、欺骗，但是为了保持社会安宁，保留宗教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