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　[英]以赛亚·伯林著　[英]哈代编　潘水强 刘北成译

　　不同的“现场观察”

　　我们知道，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1909-1997）的父辈是拉脱维亚的犹太商人，他本人在沙俄和苏俄内战期间度过了青少年时代，1921年离开俄国前往英国。这种生活背景使他具有观察俄国的独特条件，一方面他既具有本土文化的积淀和语言优势，另一方又有“旁观者清”的理性角度，所以他谈论俄国的著作都有一种“进得去，出得来”的自如感和整体视角。《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是他1945到1990年不同年代访问苏联的十篇回顾性报告和讲演。战后伯林定期到铁幕下的苏联访问，虽然每次去苏联的时间都不长，但是他所选择的年代却很有趣，从战后初期的1945-1946年到斯大林去世前的1952年，从赫鲁晓夫改革的苏共二十大的1956年到他下台后的1965年，从“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几乎战后苏联的每一个“关键年份”，伯林都以“现场观察”的身份而成为直接“目击者”。所以这本以“俄国文化”为名的书中的很多内容涉及苏联制度建立过程当中的许多重要环节，并体现了作者本人观察的独特视角。

　　阅读过程中我就在想，我们也时常去俄罗斯，回来以后也要“向上”写书面报告，但是从来没有一份“报告”写得这么具有个人特色和酣畅淋漓。我们的“报告”表达方式已成为一种固定的“八股”文体：全部归纳为“观感”一二三或“座谈”一二三，“问题”一二三，“对策”一二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种向上呈报的“文体”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既不能过于学术化、充满了大段学院派的论述和引经据典的注释，也不能太具有个人特色和视角。记得有一次从俄罗斯归来，不谙此道的我写出来的“报告”因为太具有“个人看法”而遭到了上级的批评，曾经的“道内人”以传授秘诀的方式告诉我，对报告的阅读者要有两个考虑：第一，这些人身居领导职务，日理万机，没时间阅读大块头的东西，报告的上限字数不能突破五千；第二，一定不能把阅读报告的人文化水准设想得很高（虽然这些人个个都有博士学位），大体以高中文化程度为限，报告中除了谈论规定内容以外，最好有容易上口的总结性的结论，比如“和平崛起”、“和谐社会”、“三个代表”等等。另外，报告不能有太体现个人色彩的自我表达方式，这样不但容易引火烧身而且不符合公认的“报告文体”，甚至往极端里说，除了所见的人物要真名真姓以外，“现场观察”与报告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读了伯林的这本书后，我才知道，这种文本和真实之间脱离了关系的“标准化程序”的“功能性虚构”的报告模板始于苏联。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雷达里赫对此还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概念：“积极的不自由。”主体和客体都以虚假的热情投入蒙蔽对方，主体和客体“所有的思想、愿望、感情在任何行为中都不发挥任何作用” （[捷克]伊凡·克里玛等：《地下：东欧萨亚特随笔》,花城出版社，2010年，69页），国家假装服务民众，民众假装拥护当局的领导和为其工作。这是这种制度下造成人的两面性和应对体制的“政治上的消极性”的必然结果。

　　伯林的这些报告之间的有机联系主要是建立在苏联政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基础上的。以前的苏联历史书籍都说，十月革命后的新政权成功地改造了旧知识分子，使他们主动地融合到苏联政权中，又造就和培养了大批的新知识分子，所有这些人都心悦诚服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但是现在从伯林的书中我们读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这种讲述模式的另一种解读。

　　“理想主义蜕变”的历史

　　俄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不与政府合谋”的传统，他们的探索精神和批判立场使俄国文学界大师辈出，在十九世纪文学家充当着启蒙者和思想家的角色，导致文学一枝独秀，使俄国文学曾有世界文学史上的“青藏高原”之称。十月革命和接下来的三年国内战争不但使俄国的经济极度萎缩和自然经济化，社会文化领域“凋敝化”更加严重，完全丧失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文化上的“最辉煌的”黄金时代的繁荣。托洛茨基坦率地承认，十月革命“以自己的直接行动扼杀了文学”（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554页）。1921年新生政权度过了最紧张的关头，对社会主义反对派进行了一劳永逸的镇压，又把著名的人文知识分子统统赶出俄国以后，党内外都企盼着列宁曾经许诺的在外患清除以后放松专政的阀门。人们总认为内战期间压制民主是为了保证非常时期的一致对外性，等形势缓和了自然会步入正常的宪政轨道。另外，执政的俄共（布）也急需革命后新社会秩序复苏和新政权下的文化繁荣，于是在新经济政策的背景下，文化领域的“多元”局面有一定恢复。当时虽然也有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但由于列宁去世后留下的含混不清的遗产以及“权力真空”的集体领导时期，使布尔什维克处在“这样试试，那样试试”的摸索阶段，因此出现了一时间昙花一现的“自由的、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文学试验”期（第3页）。托洛茨基说，“在我们这儿，文学是与新经济政策一同开始复活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上半期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一度令知识分子充满希望，但是这种短暂的“文化复苏”还在“孵化期”时就戛然而止，“新雅各宾主义”的“猎巫运动”（138页）接踵而至了。所以后来的俄国知识界将二十年代中期视为“祖国历史中的一道巨大裂缝” （[美]列夫·洛谢夫：《布罗茨基传》，东方出版社，2009年，7页）。像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人总是说他们的“精神食粮”来自“俄国”，来自十九世纪以来的“俄国”，他们是属于俄国的，从来不说他们是属于苏联的。

　　1928年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后，却一直有一种“不安全”感。一方面“早产”的俄国革命指望“世界无产阶级”的“后续行动”的希望落空，苏联的“孤岛”生存意识格外强烈；另一方面，斯大林通过剪除异己方式的“善良淘汰”机制，把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推到了极致，这种党内斗争的绞杀既没有党内基础也缺乏民意支持。在斯大林自感到根基不稳的情况下，保住权力立刻就上升为政治需求的第一要素。斯大林把自己化身为党的“真身”，他高举着“决不允许分裂党”的“革命惩罚之剑”，砍向所有敢于违背其意志的个人和团体。可以说从那时起，苏共的历史就成为从“理想主义蜕变”的历史。就像恩格斯所说的，以革命的名义操纵民意，“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马恩全集》第一版，第三十六卷，302页）。

　　俄共（布）早年在革命党、反对党时期争取政治自由的理想很快就让位于实用主义的权力斗争，无产阶级曾经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宪政目标已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新政权在马克思主义的词藻下，向比原来所推翻的沙皇专制更强大的“新专制主义”演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必然形成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维护政权的暴力手段从对付敌人发展到对付“灰色地带”，再扩展到对付社会的各个阶层。它不但可以压制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其他阶级，而且这也开始扩展到无产阶级了。这个政权对人民的强制约束力和汲取手段甚至超过了它所推翻的对象。它实际上就像赫尔岑所说的，只不过是“颠倒”的旧制度，在很多方面就是直接从旧制度“抄袭”来的，而且是旧制度不堪的一面。

　　在权力吞没理想以后，理想中的反专制、争民主的目标与革命后的政治现状形成绝妙的讽刺。革命后当人们认为宪政民主唾手可得时，政治自由和革命的理想目标又被“妖魔化的外部环境”和需要强化党的领导无限期地推迟。执政者把人权、多元文化与党的领导、国家的强大对立起来，把自由价值当作国家的心腹大患，认为个人自由会威胁到民族与国家的凝聚力，精神层面的“多元”会对国家造成危险。虽然掌权者心知肚明，苏联的国策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相分离。正如伯林在书中所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形成的自我概念使它和它的母体西方马克思主义明显的区分开来，这一概念不仅仅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有关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信念与政策，而且形成了一套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无孔不入且让人别无选择。”（131页）

　　那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者，拿到权力以后就开始铸造新的国家机器，他们把自己等同于权力，并要求一切利益、一切要求都必须服从于“一党专政”的“新式专制”。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就曾经说过，革命政府是“反抗暴政的‘专制政体’”（[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1页）。苏维埃政权蜕变的“热月”完成以后，与法国大革命不同的是，它的意识形态宣传始终没有丢掉老祖宗的“名号”，他们竭力想把这个政权塑造成马克思主义体系下的“正朔”。虽然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一党制”联系起来，但是倘若这仅有的一点继承关系都没有了，不但合法性的失缺会更加明显，社会动员也会师出无名。于是斯大林主义就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而实际上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为一门形而上学，变“成为一种公认的、不可抗拒的、但又极其乏味的官方说教”（152页）。强制性的政权需要民众绝对地“俯首帖耳”（137页）和充当统一机器上的“螺丝钉”，至于它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革命动员时的理想目标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种“政治化诠释”的意识形态转换，可以在空头许愿的理想主义大旗下，“通过强制来确保人们对这一套教条的遵从”（132页）。斯大林懂得，革命热情可能会转瞬即逝，纯粹的宣传动员与影响又缺乏物质保障，只能依靠频繁地动用专政机器，所以革命后倚重强制手段成为一个常规。

　　非此即彼的两维图像

　　在布尔什维克话语霸权下，建立起了只存在革命与反革命两维图像的叙事模式。他们自己代表绝对正确的革命一方，而对立的一方是绝对反动和邪恶的，是没有理由生存的。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伯林却认为，不管以什么名义，只要手段是专制的、暴力的、不人道，这种运动就是专制的，以撒旦的名义杀人和以耶稣的名义杀人，其结果都是杀人。没有一个许诺短期的专制可以换来长期的民主自由的组织和制度不是专制的，那些要在最终目标上为自己的现行专制行为寻找辩护理由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标准的专制主义者。伯林说，自由不会因为牺牲而增加，“一种牺牲不会增长被牺牲的东西，牺牲自由不会促成自由，无论这种牺牲在道德上有多大的需要和补偿，都是如此”（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130页）。换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就是在革命运动中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获得了“以正当的理由干下流勾当的权利”，那些在群众运动中大声疾呼自由的人，往往是最不愿意住在自由社会的人。他们渴望终结“人人自由的社会”，因为在每个人都拥有同等自由的社会，革命者的作用便无处施展，有平等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罗尔斯也说，人类的最重大的冲突，都是在至善、合理、为大众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是结果却并没有使人类远离恶行和仇恨。革命后的苏俄没有能够逃脱这种“内在规律”的历史宿命，它从反抗暴政走上了革命的反面。

　　于是就有了苏联意识形态方面的两个预设和相互关联的三个目标：第一个预设是，因为一时间布尔什维克没有在心理上做好承受自己在世界上被孤立的准备，所以把外部环境“妖魔化”在所难免。在他们看来，苏维埃俄国处在“一圈满怀嫉恨的敌人的包围圈中”（91页）。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国家的生死存亡就上升为压倒性的国策，孤立的恐惧迫使他们与自己心目中的“被包围”图像做紧张的斗争。第二预设是对斯大林的神圣化。斯大林领导的“党是从来不犯错的”（106页），在党面前个人和团体只有服从的义务，任何质疑和不信任都是来自敌对势力的恶意，应坚决消灭之。

　　至于三个目标是和这两个预设套在一起的：首先，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共（布）的领导地位是绝不能动摇的。因为这个体系除了斯大林“这样杰出的管理大师之外无人可以操作”（111页）。他像“神”一样具有领路人的作用，是可以控制和改变自然规律的，是可以领导苏联穿透历史法则的发展阶段，人为地使俄国进入超越西方的社会模式。这种目标导向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俄国十九世纪以来“激进主义”急于追赶西方的紧迫感，既可以释放俄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愫，又能满足他们的“弥赛亚情结”，同时培养出一种国家性质的“集体无意识”。

　　其次，从“大同社会”观念出发，苏维埃国家推导出一种“见异思齐”的“一元论”理论。所有的人都被视为建筑社会主义大厦的材料，国家要用“专政”的刨子刨掉“材料”的棱角，把他们塑造成所需要的形状。因此作为“材料”的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在党和国家的面前“搭上多少受害者都不算够”（102页），因为如果国家不强大，渺小的个人要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呢？第三，因为“合法性”缺失带来的压力，对自己竞争对手的提防一刻也不敢松懈。一直以来，被想象夸大的和“自我封闭”的“一国社会主义处在敌对包围圈中”的外部环境，既是党内斗争的武器，也是社会动员的理由。以外部压力的借口来控制整个社会是当时苏联领导人的基本方针。新政权成立以来的每一个胜利都被看作是战胜“想要颠覆新政权”的魔鬼阴谋的胜利。在敌对世界中保持国家强大是高于一切的目标，内外大政方针必须以“发展重工业”的“要打仗”着眼。他们明白无误地告诉民众，苏维埃国家不是为了国民今天的幸福、自由和自治而存在的，而是为了战斗而存在的，这样做是为了遥远的“幸福”，换作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现在做出的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

　　为了保卫新生共和国的安全，当时的执政者一直在宣传这样两种观点：第一，杀剥削者、杀党内反对派、杀阶级敌人都是为了地球上一切受苦人的幸福。苏联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歌词是这样的：“我离开家乡去杀敌，为的是夺回土地还老乡。”这里面的讽刺意味一望便知，老百姓们说，我们更关心自己的眼前和当下的利益，我们的父兄们远离家乡打战，能争来的实惠根本无法与他们的牺牲相比。第二，因为敌人随处可在，在敌我对峙的环境中，民众既没有辨别能力也缺乏自我约束力，是不可以放纵“自治”的，是需要严加“管制”的，而“仅靠和颜悦色是管理不住的”。“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将独立思想消灭于萌芽状态”，“苏联的整个生活模式——所有的集权国家仰仗的都是不停地规训和一刻也不放松地管制”（105页）。统治者“真诚的相信剪除政治躯干中腐败枝干仍是他们神圣的职责”（139页），只有剪除了异端才可以保持教派的“纯洁性”。可以说，党内的“独裁化”与社会上的“政治一致性”基本上是同步的。如前所述，斯大林的统治哲学是，与其让人信服不如让人恐惧。要说“权威要素”并不是斯大林的创造，这是属于列宁的独特贡献。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建党时期，列宁就认为党的领袖如同“老大”和“教父”，必须“要求它的成员向圣坛贡献出他们所珍爱的一切（物质利益、道德原则、私人关系），对温情的道德越反叛越厌恶越好”（132页）。作为“后学”的斯大林只不过是“权威要素”的发展者和具体落实者罢了。

　　为了贯穿“政治正确的一致性”，“真理”的内涵被抽空而成为权力随意摆布的“婢女”，从此以后只有“钦定”的真理才是真理，只有领导人的言论才代表“真理”，国家的众多的理论工作者只不过是领导意图的猜测者或注释者罢了。在党控制了公共舆论的情况下，可以下令让舆论界制造出有利于这种体制的“真理”，在一切场合不断地重复、反复灌输这一套完全相同的被核准过的真理，从而形成苏联的意识形态。除了驱逐出境的大批人文知识分子以外，国内真正有思想的人不但被边缘化，而且随时都可以被扣上“专政对象”和“反革命”的帽子。在沙俄时期扮演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被列入“有罪者”的行列，他们被看作是“邪恶的巫师”。接下来便要展开针对知识界的“猎巫”运动了。

　　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清扫

　　理论上所有的苏维埃俄国人都是陷于“一国被包围中”的“诺亚方舟”上的“同道者”，但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所有人群分为向“权力核心”聚拢的几个依次落差的等级，知识分子是处于最外圈的不被信任者阶层。斯大林知道，俄国知识分子的问题要比党内斗争复杂得多。党是可以靠“铁的纪律”来约束的，而知识分子历来有“思想自由”和“捣蛋鬼”的传统，他们的“非政权化、非政治化”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但是斯大林希望在他的统治下，要改变知识分子独立思维以及与政权作对的习惯，让这些喜欢各自为政的声音从此变成政权的传声筒。

　　首先，斯大林利用独立意识较强的知识分子个人对“人多势众”的劳动阶层的天生“负罪感”和民粹主义的恐惧心理，努力塑造知识分子的“原罪感”，让他们无休止地进行自我反省。因为俄国上下层的深刻的鸿沟裂痕，十九世纪以来，知识分子普遍感到道义和精神上欠了俄国人民一笔债，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苏维埃政权确立以后，原来的精英知识分子因属于“资本主义昨天留给我们的材料”（《列宁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九卷，49页），是“寄生虫”，对这些人“从枪毙到劳动义务制，不光听起来多么离奇，都是一种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改造成共产主义的人的方法”（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128页）。对那些保持着革命前知识分子批判标准、独立精神和创新观念的人都会作为社会危险分子被无情地“赶到中亚和北亚地区”（22页）进行“国内流亡”。斯大林懂得，对俄国这种具有村社传统的民族来说，“重集体、轻自我”越是在下层越有市场，在知识分子独立经济来源中断以后，“集体性”的重要程度是和生存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个人不能隶属一个集体便意味着“被抛弃”，他们要想打破孤立重新回到队伍中来，重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联系，就要先过低头认罪这一关。政府一面在强化个人的“不完整性”的同时，一面在全俄组建“民众纠察队”协助警察监督和揭露“异己分子”（严格地说，管辖意识形态的敌人并不属于民警和纠察队的职责范围，但揪出“寄生虫”则属于他们分内的事）。这种靠煽动劳动阶层对知识阶层之敌意的愤怒的阶级感情，让民众把肆虐倾向和歇斯底里的憎恨指责转移到这些“不劳而获”的“罪人”身上。所以阿赫玛托娃对伯林说：“你来自一个由人构成的社会，而在这里，我们被区分成了人和……”（74页）

　　斯大林以高度动员的清除“异教”的方式来保证意识形态的神圣化和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调动能力。他重弹民粹主义“精英领导群氓”的老调，提出一般人是“没有鉴别能力”的，只有规划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才知道全貌。对臣民来说，真理就是顺从，真理就是争当螺丝钉，民众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材料”，而要成为建筑者使用便捷的材料，就必须要“被禁锢的头脑”。用别尔加耶夫的话说，“人不被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苏联社会掀起了一场清理知识分子运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有一个大“清扫”的彻底“轮换”过程。中央组织机构调动了大批十月革命后的“速成代干生”以替换那些党不信任的知识分子。这期间解散了几乎所有的民间团体和文艺派别，建立了由中央统管的统一的学术团体，形成命令畅通的组织领导系统。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再也不会有敢于抗衡体制的个人和非官方团体了，“任何思想上的少数派早就已经被消灭了”（93页），以后所有的社团都是“党的”，都必须服从党的严酷的政治戒律。俄国社会的“一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苏联国家政权下没有了社会，没有了民间，也没有了个人。

　　但是这些还不够，在文化战线上的高压整肃运动一步步升级到“恐怖统治”。整个知识界都笼罩在“死亡的大幕下”（74页），对爱思考、爱闹独立性的知识分子来说，用震慑的办法使他们变成“被驱使的、胆战心惊的羊羔”（112页）和“惊弓之鸟”（23页），不由那些顽固的知识分子不肯就范。在伯林看来，束缚知识分子的“重重锁链以及给他造成的损害骇人听闻”（26页），“俄国在人文研究领域不可能做出什么重要贡献，为了安全牺牲了创新”（15页）。在此种氛围下，所有人的安全都受到威胁，让形形色色的团体自相残杀，“告密文化”大行其道，人人猜忌、相互指责，“断头机被重新起用，打开的话匣子又变得没声了”（109页）。由于当政者缺乏正当的信息来源，因此靠大肆鼓励“告密”行为来掌控那些“愿意用自己脑袋思维”的人的信息。据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必须要付出的代价。统一化、一元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统治者看来，思想争论会激发人们的批判精神，探索精神会增加管理者的难度。“兵营化”整齐划一的服从命令，循规蹈矩的按规划来生活是统治者最想要的局面，整个苏联社会是以执政阶层和上层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俄国民粹派起，理想中的新制度就不是为了创造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社会，而是建立一个平等、划一、没有个性的统一体。伯林在其他著作中曾说，“一个具有严酷制度的社会，无论其制度有多么荒谬，例如要求每个人必须在三点钟的时候头朝下站立，人们都会照样去做以保全自己的生命，但对斯大林来说，这样做不能改变社会，斯大林必须把自己的臣民揉成面团，之后他就可以随意揉捏。”所以最可怜的人不是被打倒的人、也不是被打败的人，而是像面团一样被随意揉捏的人。在俄国素有“俄国知识分子代表”之称的高尔基在1928年回国以后就成为在斯大林的“统治术”下被“随意揉捏”的第一人（参阅金雁：《破解高尔基之谜》，见《经济观察报》2010年10月17日），其后整个知识阶层都被制服了。

　　“两类截然不同的人群”

　　伯林认为，大清洗和整肃知识分子对苏联文学界的改变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导致了文化领域的“大崩溃”，那“简直就是另一次圣巴托罗缪之夜”，其残忍度只有“遥远的西班牙宗教审判”可与之相比（6页）。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在“万能”的政权面前，显得是那样的孤立无助，他们丢掉了俄国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品格，丧失了往昔的道德标准，“于是不再有争论，不再有人们的思想骚动，接下来就是死水一潭的顺从”。斯大林“摧毁了一个曾经在世界上最具天赋最有创造力的国家的活力”（142页）。“猎巫运动”以后俄国的文化水准和思想探索直线下降，“艺术作品必须是团队集体创作的”（130页），以至于文学家一听到“个性”这个词就“不寒而栗”，“人们对苏联作品的真实质量不抱什么幻想”（37页）。苏共二十大以后自杀的法捷耶夫在遗言中对斯大林时期文学界进行了控诉，并对自己助纣为虐表示忏悔。他说，我们的文学家在当局的纵容下，“或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文学——这最神圣的事业——遭到官僚主义分子和人民当中最落后分子的蹂躏……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小孩的地位，被意识形态恫吓”（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二十八卷，108-109页）。

　　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为了躲避政治迫害和政治暴力，大多集中拥挤在什么考古、古文字或应用技术之类的远离政治的“冷僻”领域和实用领域里，因为“标准化”的技术专家生存空间要比人文知识分子大得多。所以技术官僚大行其道，以至于那里人满为患，相互内耗，产品中垃圾居多，有价值的创造不足百分之二十，转化为生产力的不足百分之一。俄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一个“长长的空白”（136页）。“俄国文学、艺术和思想所表现出的境况就像一个刚刚遭受过轰炸的地区，只有几座像样的建筑还相对完好，孤零零地站立在已经荒芜人烟、满目疮痍的街道上”（53页）。作家们都自称是被火山灰掩埋的“庞贝人”。

　　赫鲁晓夫时代伯林又一次来到苏联，与战后的1945-1946年相比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伯林所接触到每一个官方人士都承认，“过去是极其恐怖的”，而现在他们“对新的自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115页）。1954年以犹太作家爱伦堡发表小说《解冻》为标志，人们以为苏联文学史上的“解冻”时期到来了（1954年9月23日小说《解冻》在莫斯科发行单行本，当晚就销售一空）。但是由于赫鲁晓夫害怕失控以及统治阶层的思维定势，刚刚打开的闸门又被关上。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承认说，“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是赞成解冻的，但我们有点慌张，——确实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5年，138页）赫鲁晓夫出于保护自己和整个统治阶层的需要，在“进一步退两步”的政策下被它的惯性拉回到原来的框架内。苏共二十大揭示体制弊端的改革刚刚迈步就浅尝辄止，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已经积淀很深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深刻的裂痕。

　　正如麦德维杰夫所说的，苏联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垄断其后果是“要求人们虚伪、顺应、愚昧和装傻，不断玩弄那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宗教意识般的、普遍宣誓效忠的把戏”（麦德韦杰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局，1980年，284页）。苏联对知识分子经过二十年代的驱赶，三十年代的镇压，五十年代的改造，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收买和钳制，已经把所谓的知识界训练得充满了谄媚味道，他们的人格被分裂、行为方式“双重化”。为了应对统治者的恐怖政策，被统治者塑造出一种“伪善”的“功能性虚构”的“积极的不自由”，各种活动与心灵之间的关联是割断的。知识阶层明显地分成“两类截然不同的人群”（122页）。从言谈举止中人们“很容易分辨出哪些是成功的权力追逐者，哪些是他们的牺牲品，甚至更容易分清哪些人正在施展各种手段一门心思想往上爬，与此相反哪些人早已心灰意冷，苏联的各级当权者的一言一行都在仿效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的主要领导人。他们是一般强硬、冷酷、好斗，是国家之上的‘无产阶级’无赖，他们憎恨一切广义上可以称‘西方价值’的东西，甚至憎恨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121页）。用曾当过苏联作协主席的西蒙诺夫的话说：俄国作家前所未有地步调一致，“我们的作家必须排成密集的队伍，齐步前进，凡是离队跑到路边去摘野花的人都是逃兵”。正如伯林所看到的，知识界因利益不同而发生了分化，“某些知识分子真的可以说是统治集团的御用走狗（其中一些人行动迟缓而不情愿，另一些人则知足长乐、因自己的能干而得意洋洋）”（143页）。

　　那些“既得利益者”有自己独特的说话口气、长相、衣着，他们相信一套表演术，自认为善于控制这种表演，并以此迎合观众。这套表演已经明显地与他的整个自我表述方式密不可分，甚至对自己也如此表演（153页），这种人要么是“半个变节者，是政府的工具，要么本身就是无耻的政治操纵者和煽动者”（155页）。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家“熟练且乐此不疲地重复着烂熟于心的那套话语”，让它成为“维系整个苏联的唯一粘合剂”（122页）。官方的知识分子是“玩世不恭的牧师”（150页），他们的语言是“麦克风”语言和“书面文体”，是华丽词藻堆砌的空洞和“废话”，是充满了“水分”、需要晾干了听的“无效”的表演。他们实际上有没有生命都值得怀疑，他们像枯燥乏味的机器一样，鹦鹉学舌一般重复着连自己也没有办法感动的内容。伯林说在这种意识形态讲座中，“讲演者情不自禁的打哈欠，而听众则出于礼貌，用笔记本遮住脸，好不让讲演者发现他们正在走神”（119页）。

　　而广大的民众以及绝大多数知识界人士使用的是分公开场合与私底下不同的“两种语言”体系。一种给公众的和麦克风的“报刊语言”，它是空洞无物的、连讲话者自己也不相信的一种套话，但又不得不说的“装腔作势”的“表演语体”。人们已经被“训练”出一双异常敏锐的耳朵，能够听出党的路线在语气上最细微的变化（101页）和人事变动，好让自己跟上形势，随着党内斗争的起伏变换“关键词”。那些为“异端邪说付出了惨痛代价”的人现在都学乖了，公开文体已变得“狡猾”和曲折的“擦边”。

　　而另一种是给亲人的和极小的朋友圈子里的“自己人语言”和“日常的语言”。这是一种真实感情表露的心声，只有在这里还保留着活生生的俄罗斯民间语体，还保留着充满诙谐的“黑色幽默”，还保留着有批判能力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与现实之间的“正相关”。

　　这种人格分裂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很久，上世纪六十年代苏联当局因公开审判持不同政见者引起了抗议浪潮，一元化的局面遇到了挑战。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代表萨哈罗夫说：“我们应该消灭社会的思想一元化，统一的思想体系按其实质是反民主的，是国家的悲剧。”（《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12页）这时期征集签名、书写抗议信成为一种重要的表达形式，其实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人并不在意当局是否接受自己抗议的内容，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一种藐视权威的姿态。1968年苏军入侵布拉格使苏联知识分子的签名活动达到高潮。当局对应的做法是开除、监禁、流放、投入神经病院或驱逐出境。从1971-1976年驱逐出境成为主要的惩罚措施，索尔仁尼琴就是1973年被驱逐的。

　　与此同时，地下出版物——“萨米兹达特”流行开来。“萨米兹达特”宣称，“我们也有权宣布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它以“地下出版物”的民间语体，把“私底下”的真实语言“公开化”，让它变成一种表里如一的正常语体。人们纷纷自愿地以类似传销的方式迅速扩散“萨米兹达特”。当时民间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凡拿到“萨米兹达特”的人，除自己阅读留底外，必须要抄写散发出五份。到七十年代持不同政见运动开始建立“小型的、但活动力很强的反对派组织”（麦德韦杰夫等：《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众出版社1984年，121页）。随着1976年莫斯科赫尔辛基人权组织的成立，持不同政见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各种分散的民族、宗教、人权组织联合起来，成为雏形政党。萨哈罗夫认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1975年他在《我的祖国和世界》论文集中把苏联制度定义为“一个极权主义的党治国家”，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立场，他提出修宪的要求，认为这不仅是苏联有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的要求，也是广大民众的要求。萨哈罗夫认为精神自由问题不只是苏联人的问题，而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与伯林历来对自由的追求不谋而合，所以伯林说，他从萨哈罗夫身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的暗流涌动。

　　1990年伯林最后一次访苏，这时他已八十多岁高龄，但是仍能感到剧变临近。他去世时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体制已经垮塌，俄罗斯当时尽管仍在经历变革的阵痛，但他对这个伟大民族的复兴仍然充满希望。总的看来，伯林这多次访苏见证了苏联体制兴衰的全过程，切到了它每一个时期的历史脉动。他的观察并非都那么准确，例如他对高尔基的看法笔者就不敢苟同，但是这些访苏报告对苏联时期知识分子心路的把握，仍然是许多学院式的“苏联文化史”论著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