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解放，“花木兰”并不彻底

作者：文汇报记者 许 旸　

　　小品《木兰从军》中扮演花木兰的喜剧演员日前道歉了，一如此前她以贪吃傻大妞模样颠覆女英雄形象时所招致的正反热议，关于道歉，网友声音也分成两拨，一方无法忍受民族楷模被恶搞，另一方则认为没必要小题大做，应宽容看待大众文化对经典题材的改编。 

　　被夸张诠释的“花木兰”戳中了谁的痛处？“如果我们对花木兰传奇稍作考查与追溯，便不难发现，木兰走出深闺，与男人并肩，披挂上阵，带有女性解放的意味。但另一方面，这个文化符号被称道的是她对家庭、国家的忠孝，她作为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却被遗落在历史缝隙中，所以说，这种解放并不彻底。”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花木兰式境遇蕴含有趣悖论——化装成男人的女人，实践的仍是男性逻辑与规范；在参与社会生活的花木兰们日益庞大的今天，围绕女性经验的深刻书写却依然不够。 

    隐藏性别特征才算出色？ 

　　大家所熟知的木兰故事，多来自中学课本上的古代民歌《木兰诗》，木兰12年军旅生涯，仅化作几句诗。“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在戴锦华看来，诗章的简约，或许是由于此处无故事，“更为准确地说，是此处故事太过熟稔，它已在无数战争中被讲述了”。木兰荣归故里又是一番什么情景？“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显然，在木兰那里，男装从军与女装闺阁，成为清晰分立的两个世界、两种时空。东阁之门，清晰地划开了男性社会舞台与女性家庭内景。 

　　不难看出，有关木兰从军场景的寥寥几笔，大大忽略了女性僭越者所面临的现实。比如陌生的男性世界及“冒入”男人堆后所可能遭遇的种种困窘，我们通通看不到。戴锦华在文化研究专著《昨日之岛》中指出，在当代女性文化史上，花木兰的故事表明，一些成功装扮为男人的女人，似乎愈深隐藏起自己的性别特征与立场，她们才愈加出色与成功。人们担心，女性在挣脱枷锁的同时，也面临失去精神性别的风险。当男女平等的潜台词变为“男性能做到的事，女性一样能做到”，也意味着对两性深刻文化差异的忽视。艰难腾挪于“铁姑娘”与“贤内助”之间，花木兰们的自我实现与彻底解放，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女性生命体验亟待书写 

　　近些年来，女性作家、编剧、导演阵容愈发壮大，她们笔下、摄影机前，所呈现的女性叙事是怎样的呢？在戴锦华看来，近50年新中国电影史上，可冠以“女性电影”之名的影片如果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凤毛麟角。“大部分女导演作品中，制作者的性别因素绝少成为一种立场与视点的显现，也不太成为影片选材、故事、人物、叙事方式、镜头语言结构上可辨识的特征。” 

　　换言之，大多数作品依然是基于男性中心视点的描写或展示，两性关系更多呈现为竞争较量、征服与被征服，女性的成就也多建立在成功践行男性逻辑的基础上。在这一过程中，女性所独有的生命经验却被遮蔽了。因此，1987年女导演黄蜀芹的《人·鬼·情》显得尤为可贵，影片细致描摹了现代女性的生存与文化困境，没有回避女性每一次抉择所带来的宿命遭遇。戴锦华还以1980年代女作家张洁的《只有一个太阳》和新时期女作家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为例，认为其中的发现与书写，都成了一种解构主流与男性文化的有力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关于女性和妇女解放的话语，或多或少是两幅女性镜像间的徘徊。一种是秦香莲，代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旧女子与弱者；另一种就是花木兰，她带有女性解放意味，和男人一样投身大时代，共赴国难，报效国家。但是，身为女性就只能从中二选一吗？回到当下，这也是文艺创作所需直面的命题。有评论家指出，整体上，关于“女性规范”的叙事偏于狭窄，发出的声音也较微弱，富有女性视角和质感的独特体验亟待被描写、展示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