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说，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会分别选择唯心论和唯物论哲学。詹姆斯也把人的性格分为“刚性”和“柔性”两种，并分别与唯物论和唯心论及其思维方式相对应。大量的哲学家传记证明这种两分法过于简单。20世纪哲学史有一个奇特现象：分析哲学运动的三位开创者穆尔、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共聚剑桥大学，而其他分析哲学创始人或单打独斗（如弗雷格在耶拿），或政治环境恶劣（如维也纳学派），只有剑桥赶上好时光，以致主要由一些德语国家哲学家开创的分析哲学成为英语国家哲学的主流。 

　　剑桥成为分析哲学中心，穆尔功不可没，他在剑桥哲学系主政三十多年，同事们都亲切地称他的绰号Bill（“买单的”）。穆尔为人忠厚，知人善任，在学术上，他带头反对唯心论，毫不留情，在比自己更有才气的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面前，则虚怀若谷，提携后进。穆尔在1903年发表著名的《批驳唯心论》一文，针对“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贝克莱式主观唯心论，他举着一只手说“我知道这是我的一只手”，因此可知世界上至少有一件不是意识的事物存在；他又举着另一只手说“我知道这是我的另外一只手”，因此可知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件意识之外的东西存在。但他没有认识到，这样并不足以驳倒贝克莱。 

　　罗素说他是追随穆尔反抗唯心论的，且青胜于蓝，出手不凡，一下击中了英国新黑格尔主义代表布拉特雷的要害——“内在关系”说，并提出与之相对立的“外在关系”说。在此基础上，罗素把数理逻辑的最新成就应用于数学基础研究和语义分析。但罗素始终未能解决逻辑自身的基础问题：用逻辑符号表示的外在关系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他晚年说，“我曾试图相信，诸如‘如果’、‘或者’、‘不’等词所意谓的事物存在于某种逻辑学家的仙境之内，有德性的逻辑学家或许可以于身后在一个更加逻辑的宇宙里与这些事物相会”。这当然是浪漫的自嘲。正当他处于这样的思想困境中时，维特根斯坦来到剑桥。 

　　穆尔和罗素同时认识到这个新来的学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穆尔预言，哲学下一步的重大发展将由维特根斯坦来完成；罗素把他当作理想的学生，赞美他具有历史上天才人物具有的美德：热情、深刻、认真和卓越。1914年初春，穆尔专程看望隐居在挪威的维特根斯坦，把他口述的思考结果记录成《挪威笔记》。维特根斯坦从农村小学回到维也纳后，穆尔派人劝说他重返剑桥。为了能让他有任教资格，穆尔安排了以《逻辑哲学论》为博士论文的答辩会，并授予他博士学位。后来穆尔如同一个学生坐在他的课堂里听课，整理出《维特根斯坦1930—1933年讲稿》。1939年穆尔辞职后，维特根斯坦接替他的职务。 

　　罗素是最先看到《逻辑哲学论》书稿的人，其中的逻辑实在论对他有很大启发。他在1918年关于逻辑原子主义的讲座开始坦承：“以下讲演在很大程度上是解释从我的朋友和以前的学生维特根斯坦先生那里学来的思想。”由于罗素的推介，《逻辑哲学论》在哲学界走红。但维特根斯坦似乎全不领情，他断然拒绝接受罗素为《逻辑哲学论》所写的序言，并不惜为此搁置该书的出版。罗素应穆尔要求担任维特根斯坦论文答辩会的主席，提了几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却粗暴地说：“你们永远也理解不了这本书。”在他们之间的友谊完结后，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罗素的时事评论和社会伦理文章浅薄，尤其鄙薄其鼓吹性解放的《论婚姻》如春药；而罗素则指责后期维特根斯坦放弃了对世界的探索，把哲学变成茶余饭后的闲聊。 

　　维特根斯坦与罗素交恶不能用“文人相轻”或维特根斯坦不懂人情世故来解释，更好的解释是，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维特根斯坦是知行合一的人，不但认真严肃地把哲学思考当作“天才的责任”，而且自觉地履行一个普通公民的义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符合免除兵役的条件，但自愿参加奥匈帝国军队，担任炮兵中尉，获勇敢奖章，被俘后在战俘营里写完《逻辑哲学论》。他在战俘营里读托尔斯泰的著作，受其崇尚素朴自然的农民生活观影响，战后捐献出全部财产，以致付不起从维也纳到海牙会见罗素的80英镑路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加入英国国籍的维特根斯坦到医院实验室和心理学实验室当普通义工。出身豪门贵族的罗素崇尚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自由，其祖父曾任英国首相，其教父是著名自由主义者密尔，从小就懂得政治的诀窍。维特根斯坦和罗素两人在一战时都曾被囚禁，不过一个是战俘，一个是反战分子。1920年后的罗素哲学不被哲学界所重视，他就热衷当公共知识分子而爆得大名。1950年罗素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包括《论婚姻》，对此他也稍觉不安：“我一向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不邪恶而成为有名望的人，但我的道德感极为愚钝，以至于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罪恶。”维特根斯坦负有罪恶感，独身未婚，只活了51岁；罗素的寿命比他几乎长一倍，结过5次婚，福禄寿齐备。只不过，哲学上的贡献，罗素就没有维特根斯坦那样重要了。